路过这儿的人总能看到她们在聚会。

  一天，一个女人酒喝多了，想吐，但厕所里人已经满了，她只好到阳台上去吐。她扶着栏杆往街上吐，然后站在那儿等一会儿再吐。她漫不经心地看到阳台角落里有一堆破布，上面盖满了积雪，她还看到一只完好的男人鞋露在外面。“她们干吗把这么好的鞋子扔到阳台的雪里面？”她过去拉了一下鞋子，不料却拉出一条腿。她立刻醉意全无。回到屋里，她什么也没跟别人说，道了声再见便借故回家了。实际上她去的是警察局。

  警察把她俩抓了起来，还查验了死者。验尸结果说明，这个男人最初几小时还活着，后来血流尽了，人也就冻僵了。

  这便是两个酗酒女人干的事，一个男人为了钱把命都丢了。

  这个可怕的故事尤其使奥尔佳惊恐不安：“人们干吗要喝酒呢，太可怕了。真想不到他们喝醉后会干出什么事来。我们的丈夫在今后的年月里还会一直喝下去，他们会死，我们都得做寡妇。”

  “但妇女也喝酒，不是吗？你们刚听的故事说的就是你们自己，”瓦伦蒂娜说，“她们的确那样做了，又怎么样。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酒鬼。现在有许多妇女戒酒场所，而前不久全国才有一个，在默满斯克。那时人们一听到这个戒酒场所就毛骨悚然。现在怎么样了？每个像样的城市都不只有一个，而是几个。”

  “连小孩子都酗酒，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爱丽什卡说。

  她们又闲聊了几句，哀叹事情不尽人意，然后又提议让娜塔莎讲个故事。“只要令人高兴，娜塔莎，”爱丽什卡央求道“讲什么都行，我听刚才那个故事听得太紧张了。”

  “好吧。吉娜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也与奖金有关。我会尽力使你们摆脱不愉快的感觉。”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关于奖金和列宁塑像的故事。

  在开始实行奖金制度那年，我正好大学毕业，在一个工厂当了工程师。这是个老厂，有许多老传统，也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工人，总的气氛比多数工厂要好。但我所在的那个车间有个令人讨厌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个车间党支部书记。他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只要有他在，工人们便不得安宁：他总是要求人们要有高度的自觉性，还凭空想出许多新的“社会主义义务”，要不就发明出许多“首创精神”，自然这些都没能使工作得到改善，但听起来给人的印象满深刻。我们车间总上厂报，有时还会上《真理报》。支部书记总是把这些报道剪下来加以保存。希望以此能铺平晋升之路。

  一宣布要发奖金，支书就开始敲诈工人这笔还没拿到手的钱，好像给工人发的钱取自他个人的腰包一样。一开会他总要提这件事：“国家知道，不幸的是，我们工人的自觉性并不总是高过对物质利益的关心，因此实行了奖金制。应该把这件事同缺乏自觉性联系起来看。”

  但是，虽然他到处讲他对党所负的责任——自然，他把这种责任看作是督促工人更好地干活——但他个人却不自觉为国家着想：他个人及其全家去疗养院，花的都是国家的钱；他让我们车间的工人给他装修房子，工作时间也不例外；有一次发工资，年轻的会计由于失误少给了他几块钱，这家伙没完没了地闹了三天，可怜的姑娘差点被开除。

  他开始同工人们争吵奖金问题，每时每刻都在盯着谁偷懒了，谁迟到了，谁不服从领导了，等等。一丁点儿大的事他也得去报告领导，并怂恿他们取消某人的奖金。头儿们也有点怕他，所以总是让步。工人们很气愤，车间主任也明白，支书的热情影响了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