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谈论严肃的话题，所以我这次讲一段我的痛苦经历，请大家思考。

  在这段往事中，佳丽娜，我曾与你们不同政见者圈子里的人有过交往。这在列宁格勒的知识阶层是很普遍的现象；知识界差不多人人都有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持不同政见。况且这对我来说也不奇怪；既然找不到一个象弗洛德卡那样的英雄，自然会把目标转向这些我们时代的英雄们——持不同政见者。在60年代这种机会很多，人们常常为某个受迫害的政治犯请愿、征集签名什么的。如今这类事情似乎是平静下去了，人们也更谨慎了，可当时能加入到不同政见者的圈子里几乎成了一种时髦。我相中的那位不同政见者名叫弗洛德亚；之所以看中他大概就是因为他的名字：我的情人之中大约有一半都叫弗洛德亚。他是个活泼、开朗的小伙子，而且智力过人。他精通所有欧洲语言，还精通文学——不仅仅是看过那些被查禁的文学作品。他在劳改营呆过，就是那个著名的弗拉基米尔监狱，在那里他结识了布柯夫斯基和金茨堡。也就是说，他已是小有名气的了。

  凡是跟不同政见者相爱的人，都没有时间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我也不例外，整天为他的工作忙碌着。象签发文件材料呀，传递信息呀，到了晚上还得不停地打字，找那些地下刊物、传单之类。虽然累得要死，我却感到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了。这当然同政治无关，只是我觉得自己又找到了第二个弗洛德卡。要适应那种生活，开始我觉得相当困难。我也开始写诗了，记得还在一首诗中把自己比作一朵暴风雪中的小雪花，在风暴中成长——反正就是那一类的。我知道这很傻气，但我当时感到非常快活。

  还有一件对我来说相当困难的事：我习惯支配别人，可这时我得学会服从，这已经成为我心目中幸福的象征了。现在我是不会用自己的独立去换什么幸福的，可为了认识到这一点，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盲目地信任我的新弗洛德亚——还能信任谁呢？他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和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民主斗士。他的那些“营中朋友”曾著书记述了他们和他的传奇式友谊。他曾两次被关进监狱，他都经受住了，没有屈服，出来之后依然如故。

  他从来没跟我提过监狱里有多么苦。因为我是他的恋人，我也经历过几个小时的逮捕和审问，我可以告诉你们，即使被捕、受审一个小时都是很可怕的，可怕极了。

  我们是在一次游行示威时被捕的。对，我甚至跟他一起游行。我至今还奇怪当时为什么学校没把我开除。在参议院广场我们被抓了起来，扔进警车，拉到了警察局。路上，弗洛德亚紧紧攥住我的手，小声告诉我受审时要注意什么，应该说什么等等。他说我不会有什么事的，不要害怕，很快就会放出来。至于他自己就难说了：警察局早已将他记录在案，这是他很难摆脱掉的。所以他给我下了应急命令——为以防万一：去他的住处把文件、书稿都藏好，通知哪些人，更主要的是把消息送出去。我想象着自己去监狱看望他，带着一包包的食品，便在漆黑的警车里暗自微笑了：虽然是略带苦味的幸福，但毕竟是幸福埃这也并不奇怪：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到了警察局之后，克格勃的人来了，检查了我们的证件，又审问我们。我尽量少说话，恐怕自己没有经验说错了什么。

  我和一些人两个小时后就被放出来了；其他人，包括弗洛德亚在内，被关了15天。不许探监，但我还是设法托人给他送了一包吃的。他被关在卡尔亚耶夫大街的监狱里。两周之后弗洛德亚被释放了，他越来越信任我了，我也越来越爱他。可那是一种提心吊胆的罗曼史：每次去他那儿，我都怕他被抓走；他也料定自己是逃不脱的，于是更加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他让我熟悉这些工作，带我去见一些重要的人士，还教我不少策略。克格勃的人也盯上了我：我常常发现有可疑的影子跟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