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刻舟求剑的笑话，本也是楚国奄奄一息或是已死之后才出现的笑话，以现在而论……说起笑话一般还是以宋、卫这两个弱国为主，以免友邦惊诧。

  不过楚使很满意墨者对魏人的态度，最起码证明当初嘉禾事，并非是墨者主动与魏人联系的。

  如此看来，或许魏人的想法也和自己这边差不多。

  楚使暗觉万幸，也觉的楚王颇有眼光，否则魏人捷足，只怕将来形式大为不妙。

  楚王既说，这是屈巫臣教车战于吴、伍子胥筑姑苏。原本楚使未必在意，可如今在沛县一观，已然相信楚王眼光锐利独到，当真如此。

  眼看魏使似乎被这个年轻的墨者辩服，楚使也明白，恐怕墨者集体出仕一国的顾虑可以打消了，剩下的事就是要以墨者不可能全体出仕一国为基础，尽可能得到一些对楚人有利的事物。

  场内的墨者对于适的表现颇为赞赏，墨子也频频点头，很清楚适的说法完全符合墨者平日的道理，但是……在道理从何而来的问题上，墨子明显能觉察到适所作的修正。

  墨者既讲道理，但又敬鬼神，所以往往会出现一个诡异的现象：讲完道理之后，再编造个故事，说圣王也是这么做的、鬼神也是喜欢这样的。

  此时天下，圣王就是最好的标准，任何一家学说都要想办法往圣王那边靠。

  但适谈及这些事的时候，从来都是避讳圣王怎么去做，而是只揪着一点：圣王是为了利天下。

  至于做法，不可考也不是万世不易，只要能利天下就是圣王的做法。反过来，实际上是否能利天下就是唯一的、最好的标准。

  有时间，就编个圣王的故事，反正知识垄断的时代，百家这些有知识的人都在胡编乱造——一个简单的国人共和，就有四五种说法，都是朝着自己学说上靠。

  基本上，诸子百家算是最早的一批“历史发明家”，靠发明历史来论证自己的学说。

  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旧的历史在没有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之前，很难直接拿来用，那就只好编造些远古的、不可考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而适则是直接跳过编历史的这一步，用篡改的“天志”与利天下，作为最高标准。

  是否能利天下，与圣王是否做过无关，只与推论出的结果有关。

  这是和其余墨者与人辩论时候最大的不同，这也是墨子选择适作为宣义部部首的重要原因。

  对手可以反驳圣王没这么做过，但是不能反驳圣王不是为了利天下。而利天下按着墨者和适融合之后的那些道理去讲，又似乎很难败北。

  如今的任克算是第一次领教这种融合之后的墨家辩论方式，极为不适应，也极为难以用他的急智反驳。

  感觉就像是对着一座高山，想要靠自己的急智让这座高山倒塌，然而这座高山仿佛就是“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的天地，简单粗俗而又沉重到难以承受。

  这座高山上，有人不饿死就要吃饭、人要出生需要父母**等等这样简单到沉重如天下的道理。

  适见到任克还在沉思，立刻又接着之前的论述道：“由此看来，厚葬久丧这种天下已有的规矩，是害天下的，至少在人口增加上是害天下的。那么能否使百姓富足、能否让政事得治呢？”

  “厚葬久丧于王公大人有丧事者的家中，棺木必须多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