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瑟吆嘛斯” （日语谐音），就是这两句，也是要分时间段合理使用，前者正式和早上第一见面，后面一句，就随便点等等这些。那些日子，可是折腾了不少花花肠子。除了平时案头工作，和做厂内义工外，本庄老师，还喜欢给我们出一些数学方面题做，毕竟是老师出身，总要考考学生，哈哈！记得有道题，直到我离开这家公司，也没认真解出来，些许是自己当时没使劲吧，是出于礼貌，在本庄老师布置的时候，装模作样认真了一下。现在，还清楚记得那道题，是以正方形的每个角为圆心，边长为半径画半圆，求中间共同围成区域的面积。

  工作的第二天，我就利用中午饭的一小时空闲，在厂门口，搭摩的去了该镇上的邮电所，在排了近乎五分钟的队后，终于挂通了给西安爱人的电话。电话，是打到岳父家一楼邻居家，让孙叔给喊爱人下来接的电话，那时候，岳父母家还没有装电话。我简单的说了一些这边找工作经历，主要是让她们都放心我这边，另外，也想听听孩子的声音。女儿，那时是她姨妈抱下来的，电话那头，还不会说太完整的句子，但爸爸妈妈之类的语言，已经很是熟练了。爱人告诉我，她们在家都很平安，要我在外多注意安全。由于是人家的电话，所以有些话，也不好意思再多说，其实，已经很感激她家的邻居了。随后的日子，有些什么事情，除了上班时间打电话到爱人办公室外，也有数次，利用吃饭的时间，打到这邻居孙叔家。打完电话，我也顺便把给爱人写了比较详细经历的信，投进邮电所的邮筒内，这就叫牵挂。

  说到日资企业，随后上班，我翻译日本图纸，并转化到中国标准，因为这里的生产作业卡，是给普通中国员工看的，所以日语图纸转化，也是一项工作。另外，也会将图纸产品制作成过程分解，并经常去生产线，有疑问的去解释，这也是我们一项常态化的工作和内容，他们管这叫现场服务。随着两周工作的开展，我也基本进入了角色，最初的紧张和压力，也慢慢的习惯了起来。这里的日本管理干部，每周六下午，都要集体去香港过周末，还据说，本庄的妻子和女儿都在香港居住，所以周六下午，他们就离开公司了，这时候，整个工厂没了日本人，基本就由中方中层经营，大家都觉得，头上轻松了许多，也不用装模作样去现场耗着。于是，更多的是在办公室，除了手头的工作继续外，也多了一些又说又笑的气氛。另外，也会利用工作的联系机会，去别的部门中层管理者那里，和他们说点别的话题，已算是很奢侈的事情了。

  这些日下来，觉得日资企业还是管理严格的，中间有些措施，在我看来近乎是没有人性味道，比如说门禁制度，每次上、下班，门卫都对着每个人的身体，用探测棒，从上到下刷一遍，有点像进飞机场安检口的情形。因为据说，经常有部分员工，偷拿公司的眼镜框，所以，才有了这样的防范措施。每次我上、下班，都觉得很让人失去尊严，有时候，还会有日方的管理者，在一边站着看，我对这特反感。每当此时，总能浮现出抗战电影里，汉奸卡着门洞，搜国人身体，高傲的日本兵，在一边耀武扬威的神态。这件事情，近乎没有顾及到全体的尊严，每次我都觉得特伤感，也很不舒服，在心里惊诧我们这些打工者，竟也能如此的习以为常。渐渐的，我开始讨厌起这家日资企业来，其实，更多还是觉得自己的专业没有在这里有发挥的机会，就是平日和一些小零件打交道，没有设计和自主发挥的余地，而且，他们所用的所有模具和工具，都是在日本设计的，即就是模具和工装的维修，也是要拉到香港去处理。在日本人的骨子里，他们压根不相信我们中国人，我们只在关注装配线上，或者说是维持生产进行的工具，有些图纸方面的见解，都没有你发挥的余地。还有，就是自己想从事的塑胶工艺和学习模具的知识，这里也没有涉及，倒是经常更多的纠缠在包装的涂涂改改中。

  那时，我们五个人同时进厂，却最先辞职离开公司的，就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