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派2
��圣经山摩崖石刻即太上老子道德经摩崖石刻。摩崖石刻位于紫金峰西北方向海拔358米的圣经山之颠。山顶两石屹立,西石高3米,长4.2米,阳面阴刻“圣经山”三字,字径50厘米;东石高6米,长15.6米,状如新月,俗称“月牙石”,阳面阴刻《太上老子道德经》上、下两卷,全文约6000字,字径10厘米,隶书变体,近于楷书,古拙苍润(照片)。因年久风化,下卷已难辨识年代姓名。此石刻雕工精湛,为国内罕见的大型道教摩崖石刻,1992年被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马丹阳在紫金峰的时间短暂,刻石工程巨大,当为昆箭山全真教鼎盛时期的产物。

  与此同时,玉虚观万寿宫作为全真道嵛山派的祖庭也是胶东道教圣地,屡经修葺,规模不断扩大,道门提点驻节此观。元代家元好问在《怀州清真观记》中称:“天下道院,武观为之冠,滨都次之,圣水又次之。”成为北方道教第三大丛林,涌现出一批高道如尊宿通玄葆和大师(道门提点)方道显、敦朴葆光大师(提举)韩道和、静应通玄大师(提点)宋通荣、万寿宫本宫提点高道林等。

  全真道内修“真性”(成仙证真之本),外修“真行”,先性后命,以“明心见性”为修炼第一要务这种只修一己性命的做法不为明朝统治者所赞赏;加上全真道因投靠女真、蒙古少数民族政权造成教门繁荣,也与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大明王朝格格不人,全真道在明朝受到冷遇是必然的。宗教的存在与发展,主要靠统治者的信仰和支持,以及其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范围和程度,失去了统治者的崇奉和扶持,昆箭山乃至整个北方地区全真教迅速萧条下来,以东华宫、玉虚观万寿宫、烟霞洞神清观为代表的昆箭山全真道中心道事寥落。但由于宗派繁衍,教团经济基础雄厚,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全真教在昆箭山还有少量的宗教活动。

  明神宗(1573一1620)时,印造道教《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名山道观供奉。万历三十九年(1611)四月,敕颁藏经“广通之宝”玺诏,并赠烟霞洞神清观《大藏经》,特谴御马监张简来昆箭山,算沾点皇恩,此后再无下文。

  明景泰四年(1453),原籍苏州府嘉定县的文登县信官蒋理发心施财,壮塑东华宫圣像,祈保平安,如意吉祥,此后再无维修者。明中叶以后东华宫毁于火,断壁残垣,再无繁荣的机会。

  玉虚观万寿宫仍有较大影响,明代提督学政邵贤曾有诗碑题于万寿宫东西山墙。

  清初,由于民族,矛盾激化,出现了和全真道兴起时相同的政治气候,全真道中的龙门派出现复兴景象,但再也无法达到元代那样的鼎盛局面。由于顺治年间(1644一1661)昆箭山六度寺僧常和尚等人助栖霞人于七举行反清起义,作为全真道发祥地的昆箭山寺观遭到严重毁坏,从此一蹶不振。

  清后期昆箭山东南部的全真道活动有所恢复。咸丰四年(1854),玉虚观万寿宫最后一次维修。另外,明中后期全真教箭山派在玉虚观东南今小观镇大芦头村附近创立了太平观,按“本和教忠礼智时阿吾基远近从何起阳子结金辉”20字排行,在清代后期第十三代王从政主事时达到强盛。王从政在北京白云观受戒一年,从北京带回御赐“道为吾友德即我邻”对联和“三茅第及”、“九转丹成”两支金字匾,并于同治六年(1867年)重修太平观。此时太平观与北京白云观、青岛天后宫、崂山上清宫以及昆箭山的神清观、东华宫、玉虚观都有密切往来,堪称昆箭山全真道最后的落日余辉。

  全真派在元代中后期,由于纪律松懈和人才匮乏之类的原因,发展落入低谷。到了清朝顺治、康熙年间,七代律师王常月开坛说戒三次,对于全真派进行了大规模整顿。由此,全真派中兴。王常月当年留下的讲稿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