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对读等程序后，交由主考官与同考官评阅，并确定录取与否。

  （1）草率的阅卷

  考生的试卷经弥封、誊录、对读后，形成朱卷，考官对朱卷进行评阅。

  一般说来，试卷首先由同考官评阅一遍，选择其中优秀的答卷交给主考官复阅，最后决定去取。由于参加乡试的考生人数很多，考试试题也很多，考生三场答卷堆积在一起，数量也十分庞大了。但阅卷官仅主考官与同考官共六人，试卷又限定在十天左右阅完。这就造成阅卷的仓促突击，敷衍塞责，而无法认真评阅比较。

  明代乡试阅卷，逐步形成只注重首场试卷，尤其重视首场的“四书”义。只要首场所作“四书”义的卷子被取中，考官对其他几场的卷子，便不认真审阅了，即使其他几场所答之卷“苟简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者，1亦皆中式”。当然，这种只重首场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完全出于考官有意保护首场取中的考生最终被录取，也是由于考卷太多，根本无法对所有答卷进行严格认真评阅的缘故。

  （2）录取名额

  关于乡试录取的额数，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直隶府、州、县录取举人一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浙江、江西、湖广乡试录取举人四十名，广东、广西录取举人各二十五人。但同时规定，如果人才过多，可以突破限额，多录取举人；如果人才过少，也可以低于录取额数。这一规定仅实行了三年，不久科举考试就停废了。

  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颁科举成式，规定乡试所取中的举人不受数量限制，只要中式（即合格）即可充贡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这一规定施行于洪武、建文、永乐三朝，至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又限制了乡试录取名额，规定南京国子监并南直隶录取八十名，北京国子监并北直隶录取五十名，江西省五十名，浙江、福建省各四十五名，湖广、广东省各四十名，河南、四川省各三十五名，陕西、山西、山东省各三十名，云南、交趾各十名。总计全国各行省乡试共录取举人五百五十名。

  此后，乡试录取的数额屡有增加，尤其是正统二年（1437年）和景泰四年（1453年）乡试录取额增加很大。至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全国各行省乡试录取额数分别为：南、北两直隶各一百三十五人，浙江、福建、湖广各九十人，江西九十五人，河南八十人，山东、广东各七十五人，陕西、山西各六十五人，广西五十五人，云南四十五人，贵州三十人。这比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规定的录取名额几乎多了一倍。

  从乡试录取数量的地区分布来看，南、北两京普遍高于其他行省，这反映了南、北两京作为明代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就全国其他行省的情况看，南方地区录取数额普遍高于北方地区，反映了南方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发达，文化教育也相对发达的事实；北方及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地区录取较少，反映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落后，社会经济欠发达，文化教育也不发达的历史事实。

  （3）录取率

  关于乡试的录取率，由于统计资料不全，很难作出全面、准确的判断，这里仅举数例，以粗略推知乡试的录取率。洪武三年（1370年）应天府乡试，共有一百三十二人参加考试，“所选者过半焉”，录取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此时，明朝新立不久，朝廷亟需庞大的官僚队伍，而愿意应试、任官的读书人较少，因此造成了录取率很高的暂时现象。此后，随着明朝的稳定，应试的人越来越多，录取率则越来越低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应天府乡试，考生共八百人，取中举人八十八名，录取率为百分之十一。建文元年（1399年）应天府乡试，参试考生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