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咸丰八年)，巴拉吉尔、德力格尔，首先在乌审旗发动独贵龙运动。参加运动的蒙古牧民群众约有800余人，分别组织了数个独贵龙，他们采取控告王府和说理的斗争方式，将蒙古牧民提出的反对官差劳役和减轻赋税的要求，写明具呈，由每个独贵龙派出代表，赴鄂托克旗(盟长所在地)控告乌审旗札萨克(即旗长，俗称王爷)贝子巴达尔呼的罪行。当时，伊克昭盟盟长鉴于蒙古人民斗争激烈，被迫召开了查胡拉干(会盟)，重新审核了原定各项赋课法规以表示对蒙古牧民的让步。其规定如下（《核定法规集》，原件蒙文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译）：

  一、不得暗自向蒙民摊派租银(地税)、水草捐、犁捐，或依势从中横取及挥霍此项税收；

  二、凡喇嘛寺庙、正职官佐亲属及闲散台吉等，强占蒙民的耕地，一律收归旗衙门征收犁捐，禁止层层加税；

  三、禁止与旅蒙商订立契约、借用高利贷，不得随意征用乘马，摊派食羊，打骂勒索或骚扰；

  四、禁止地方官佐，假借地方民讼案件，持强豪横，欺凌旗众，鱼肉良民，并取消此种承审规定；

  五、领催衙役等除会盟军务之紧急公务外，不得乱派乌拉（乌拉即驼马等用于骑乘运输之牲畜）乘用，以免引起旗众抗争。

  上述新定法规公布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牧民的负担。此后，独贵龙运动，便在伊克昭盟各旗逐渐发展起来。1866年(同治五年)，鄂托克旗也发生了独贵龙运动。此后，在1879年(光绪五年)，札萨克旗蒙古人民在披甲伊达木扎布和通那等人的率领下，聚众300多人又进行了一次独贵龙运动。参加这次斗争的蒙古人民群众，曾一度冲进王府，公开宣布抗交一切差徭赋税，同该旗札萨克进行了激烈的抗争。最后这次运动虽被镇压，但其影响深远。

  直到20世纪初，伊克昭盟乌审旗还爆发了以抗垦为中心的独贵龙运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在白音赛音和五喇嘛领导下，组织和发动了12个独贵龙，参加群众竟达2000多人，他们缴毁了放地文契和账薄，驱走了绥远城派来的垦务官员。最后，迫使清廷和蒙古王公不得不停止放垦该旗的土地。

  俟后，在辛亥革命前后，乌审旗蒙古人民群众又在乌力吉吉尔格勒(席尼喇嘛)领导下，发动了以独贵龙为形式的非同凡响的革命武装起义（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这样一种超前的皿煮形式斗争方式，估计是王夏根本想不到的，他也不知道这些不识字的牧民们竟然会有这么高明的斗争方式，这是后世那些什么读过书上过学的现代人们都不曾想到的斗争方式。

  而后来孙大炮曾经提出来什么训政，对人民进行使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认为只有在他们那些什么革命精英的培训和指导下，人民才会学会使用他们手中的权利，可是蒙古族牧民却在几十年前已经在用他们的皿煮方式使用他们的权利了，这绝对是给了孙大炮的那种精英治国理念狠狠地一巴掌。

  当然现在王夏并不知道这些牧民们几十年前已经有了专门对付那些王公贝勒的斗争手段了，所以在他看来这些牧民都是革命的种子啊，一定要把他们保留下来，要对他们进行培训，把他们变成推翻满清统治的火种散播下去。

  王夏在为这些牧民们拥有斗争精神而高兴的时候，云贝勒为首的这群王公们却在那里因为这些牧民和席力图喇嘛的讲话而头疼。

  这群王公里面，地位最高就是云贝勒了，他是乌兰察布盟的副盟长，他可是知道在乌盟的隔壁伊克昭盟里面有着很多的牧民都参加了独贵龙运动，这些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