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仙洞，位于今天的于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可见鲜卑族起先居住的地方距离中原相当遥远，气候寒冷，属于塞外苦寒之地。

  由于生存条件十分恶劣，鲜卑人一直有南迁的欲望。西汉时期霍去病击败匈奴左贤王，徙乌桓于上谷、渔阳等五郡今河北北部塞外，部分鲜卑人开始向西南迁徙，他们填补了乌桓南迁后的空档，占据了乌桓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一带。位于嘎仙洞的鲜卑拓跋部的祖先也开始南迁，魏书帝纪第一载：“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所谓“大泽”便是今日呼伦湖，位于嘎仙洞西南，两者距离近千里，这里多沼泽，并非优良牧场，所以拓跋鲜卑的先祖们在这生活几代之后继续南下迁徙。

  东汉初年，乌桓由塞外进一步南迁至塞内，鲜卑则南迁至边境地区。从此之后，史书上开始出现鲜卑人抄掠边境的记录。在最初的时候，鲜卑人势力并不强，他们往往是随着匈奴、乌桓一起行动，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载“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后汉书洠鱹传也有相关记载：“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

  随着匈奴的衰落，鲜卑族日益强大，扰边的记录越来越多。公元45年，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辽东太守祭肜率数千人迎击，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后汉书洠鱹传

  公元49年，鲜卑开始同东汉政府互通驿使。祭肜考虑到边界匈奴、乌桓、鲜卑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于是利用鲜卑的力量以对抗匈奴和乌桓，对其赐以钱币。辽东鲜卑首领偏何归附，祭肜诱使其攻打匈奴，然后将斩杀的二千余颗人头献到辽东郡官府拿取奖赏。尝到甜头后的鲜卑人于是“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后汉书洠鱹传

  公元85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部叛逃入塞，前后共有七十三批。“时北虏衰耗，党众离叛，南部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后汉书圠匈奴列传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势力东起辽东，西至陇右。

  草原民族的强盛对中原国家来说可不是好事，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整个过程，匈奴的强盛曾让强汉深以为患，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才彻底解决了匈奴的威胁。如今鲜卑崛起，必然导致两大文明的强烈碰撞。

  然而鲜卑族终是没有步匈奴后尘远遁东欧，他们比匈奴人和后来的突厥人运气要好的多，没有遇上强大的稳定统一的中原国家，他们不但赶上了中原混战的机遇，更赶上了好天气。

  气候学专家竺可桢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有过介绍：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c，一月温度约35c;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c，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

  别看只有12c的变化，它对古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是至深的，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第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是元朝，第三次是清朝，这三次正好气候处于历史低温时期，这可不是巧合，正是这12c的变化，使得气候变得寒冷而干燥，直接导致了黄河流域的干旱少雨以及蒙古高原的异常寒冷与雪灾。黄河流域的旱灾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发生动乱，致使帝国瓦解，蒙古高原的雪灾直接导致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劫掠，逼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