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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新矛盾新问题。

  京官出差，尤其是奉皇帝差遣出巡地方的中官们，经常将差遣视作发财的手段，搅动地方。

  赵顼在元祐改制之后，要求官员出差采用“预支”制度，先行给付“馹券”，即驿站消费券，用于支付沿途驿站食宿的花用，地方不再供给。

  但是很快官员们又想出新花招，每次出发前找寻名目，请求“别支”。

  因为官员们是要带手下的，将手下设置得多一些，这样就能够从这些人的“别支”里边获取利润。

  这道肥菜，历任户部尚书包括蔡京在内，都不敢动，直到来了个孤臣——苏元贞。

  新任户部尚书苏元贞要求，朝官出差带随员可以，但是必须申报。

  户部要审查这些随员的职务、级别，是否符合这次差遣所需要求，审查通过之后，方才能支给。

  诏从之。

  紧跟着，刑部侍郎毕仲游上书：“官员举借钱物，于任所交还。州官于诸县镇寨，或诸县镇寨官于本州者，皆为任所。

  计本过五十贯者，徒二年。重叠及于数人处举借，并通计。

  钱物主并保引人，如过数借者，各杖一百，数外钱物没官。

  若偿外钱物不及五十贯之数事发者，减本罪二等；不及三十贯者，又减二等；全偿讫者，又减三等。

  以上偿钱应减罪者，数外钱物数，仍免没官。

  其所偿钱物内，有系任所受乞借贷之类者，各不减。”

  从之。

  这是要打击地方官员与当地豪强们以借贷之名，行纳贿受贿之实。

  官员举借“官物”，就是从国库中借出的钱财，拿去放贷、做生意。

  刑部要求必须于任所内交还，到期还未还上的，不光官做不成，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还对“任所”也加以了明确定义，就是最大不能出州。

  除此以外，还要追究钱物持有有人、保管人、保引人，其实也就是地方豪强们的责任，如果此类借贷产生了非法所得，所得没官。

  同时还明确了责任人。在州郡之内，如果官员是受人所托借贷国库，那官员一样是主要责任人，而不在减罪之列。

  但是也开了一个口子和分出档次，就是将欠债分成了五十贯以上、五十到三十贯和三十贯以下，五十贯以下又能及时还清的，概不追究。

  苏油收到诏书后有些哭笑不得，这情形，与另一个时空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乱象，如各单位利用名目私开小金库，然后以“借用”的名义供官员们挥霍，几乎如出一辙。

  这事情在清代康熙末年也曾经闹得大发，不过宋代和清代的最大不同，就是元丰改制以后，官员们的俸禄优厚。

  因此打击官员向国库伸手，名正言顺，不存在“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问题。

  不过苏油是“好上司”，将诏书行下之后，依旧附加了一个四路都转运司的“附加谕令”，许各地有欠国库钱粮的官员上章自辩，说明情况。

  如果的确是官员家中经济困难，或者说是为了役务临时周转一类，四路都转运司会酌情予以考虑。

  总之，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