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船一艘、五百多吨的木壳明轮船一艘、一千多吨的西洋商船一艘，还有从定海和澳门获得的多艘中式和西式船只，不过吨位都比较小；

  从澳门六家造船厂获得的各色机床、蒸汽机和造船用设备，从香港洋行购买的部分机床和仪器设备，以及从定海获得的中式造船设备，至少在短期而言，这些设备都够用了。

  另外，赵大贵在上海有三千多亩土地（土地保有量还在增长中），定海有三千多亩土地，香港有近两千亩土地，广州有五百亩土地，澳门有五百亩土地（原本属于船厂的土地），共有一万亩左右土地，其中很多是在港口附近能建造码头和仓库的优质资源。

  当然，还有一个隐性的收获是人脉的扩张。

  德庇时对连通香港和上海间所有通商港口的定期邮轮项目非常重视，积极推动，使得赵大贵借此机会与德庇时和耆英等人都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在离开上海之前，赵大贵能够接触的最高级官员也就是领事巴富尔和上海道台宫慕久，但以后，就是这两个人面对赵大贵，也要掂量一下德庇时和耆英的反应了。

  若非赵大贵推出的邮轮项目对英国政府很重要，可以借用英国政府的影响力狐假虎威，否则他就是钱再多，也只是被耆英等封疆大吏随意压榨的对象，别想像现在这样能在香港总督和两广总督之间左右逢源。

  获得这么多好处，赵大贵本身的付出也不可小视，在出让库存洋布和苏州产业之后，赵大贵手头本来有八十多万元银元，但光是在香港买船就花了二十八九万元（斯塔克会做生意啊）；

  加上买地、买造船厂和在上海投资等，花了十四五万元；

  再加上购买一万多两黄金，补充灵金储备；

  如今赵大贵手中的现金数量只有二十万元，也就是说赵大贵在三个月内就花出去六十多万，当真是花钱如流水啊；

  而且，现在员工多了，产业也多，支出必然比之前只做商行和贸易的时候多很多：

  东方学院的两百名学者的工资水平定得很高，光是其年薪就要每年六万元以上；

  加上其他工人、员工以及维持工厂运转所需的资金，每年至少要支出二十万元以上。

  如此说来，赵大贵手中的二十万元资金其实只能维持一年左右的运转，如果不能尽快赚取大量钱财，就很容易出现资金断裂。

  更重要的是，赵大贵希望在1845年年底的时候手上至少有一百多万元的资金，以便能够浑水摸鱼，如此看来今年的赚钱任务很重啊。

  员工的暴增，经营项目的暴增，都带来极为严重的管理问题。

  先说这些学者们的问题，绝大部分西学派学者其实是名不副实的，大部分只是对西方的历史地理和国家概况比较感兴趣，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之类的，但是基本的数理化知识极为欠缺，就是懂得英语的也只有寥寥几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具备后世小学以上数学水平的学者，只有李心兰、谢尔敦、杨威利等二十人左右，懂得物理和化学的人那就几乎没有；

  就是王韬也更像是业余爱好者，而且还是文科的，对自然科学感兴趣，但没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理学院的西学教育，只能先从这些应该做老师的学者们开始，接着再教授那些普通学生。

  赵大贵便跟李心兰、麦都思、王韬等人商议，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