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给彼得了解他的情况，解释说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她不能说。如果他知道丑闻后，决定以后不再和她说话，她完全理解。彼得回忆说：”她是想保护我，我从来没有、没有被卷入这事。“

  对玛西娅来说，这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要对自己的儿子迈克尔说谎。那时，迈克尔在匹兹堡入读卡耐基梅隆大学，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他打电话来，说网上有些姐姐莫妮卡的传闻，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还幻想事情不会公开的玛西娅告诉他，谣言都是假的。玛西娅说，“我心情很差，因为他相信我，接受了我说那些不是真事的话，不过一个母亲只是想不让孩子受伤。”丑闻曝光后，她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在电话里向他解释清楚，只能通过家庭律师比尔金斯堡转告迈克尔。

  对玛西娅来说，和她女儿的感受一样，“有一种能摧毁人的恐惧，我想我再也不能回纽约了，再也不能在街道漫步，再也不能呼吸新鲜空气，再也不能见我的儿子了。我以为我们要去监狱，完蛋了。”

  一件能证明她们到底有多害怕的事情是，当她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玛西娅第一次知道关于那件沾染着j液、如今臭名昭著的衣服的事情，看完关于那件传说中的衣服的故事，她问女儿：“衣服现在在哪里”莫妮卡回答说：“妈妈，现在衣服和我所有其他的东西一起，放在我纽约的公寓里。”

  回头再看，玛西娅、莫妮卡或其他能进她纽约公寓的人没有简单地将那衣服拿掉或毁掉了事，似乎很荒谬。理由很简单：那时，两人都太害怕了，不敢旅行，不敢出门，甚至不敢打电话，担心她们会被fbi的人监视或跟踪。她们确信自己随时可能会被逮捕。她们早已为恐惧所麻痹，听任最有力的犯罪证据留在衣橱里，等待自己的历史命运。

  就像玛西娅有力的宣言那样：“莫妮卡有没有把衣服交给母亲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有没有偷走衣服，然后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是否知道那该死的衣服放在哪里那要等到她在电视里看到关于那衣服的事情。”

  不只是她们才感觉恐怖。自从卷入此案后，就算像金斯堡这样有经验的律师也万分惊讶地发现fbi派人跟踪他，订了6张从洛杉矶到华盛顿不同路线的机票。事实上，金斯堡是取道匹兹堡，再从那里转往华盛顿的，抵达首都的时间是1月17日，周六，那场痛苦“手术”后的第二天。

  莫妮卡去机场接他，还疑神疑鬼地担心所有奇奇怪怪的人都可能是派来逮捕她的fbi探员。这晚，玩着一场看手势猜字谜和说着适度的反语，她、母亲和金斯堡一起到椭圆屋餐厅去吃晚饭，那地方离白宫不远。由于玛西娅和莫妮卡都不怎么认识金斯堡，这是一场“大家认识认识”的见面会，之后律师问了莫妮卡具体情况，开始讨论他的攻击计划。

  那时，她用餐厅里的一个付费电话给远在洛杉矶的父亲打电话，这是一次心酸惨痛、充满眼泪的谈话。伯尼要她答应绝对不伤害自己，因为那个“混蛋”总统不配。然后，当两人的痛苦发泄得差不多时，比尔金斯堡接过电话，立刻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因为莫妮卡的情绪太不稳定，他不能允许她再和父亲说话了。他担心，她在这样的谈话中可能不假思索地说些对自己不利的话，如果这个电话被人窃听的话，那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止于此，伯尼和芭芭拉原本约定去夏威夷度假，现在决定取消休假，飞去华盛顿和莫妮卡团聚。不过，金斯堡听不得这个，坚定地表示他们在场只能让事情复杂化，他坚持要他们去休假，而他也会每天给他们发一份最新进展报告。伯尼不无酸楚地说：“我们不知道，金斯堡从未告诉莫妮卡我们想来华盛顿。当我们没来，她非常伤心。直到5月她才知道真相。”

  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