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报案之后，丢失的自行车未必能够找回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丢自行车的现象太普遍了，公安部门怎么可能抽出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办理这类案件？更何况，偷车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自行车身上的钢印抹去，或者更换成其他的号码，很难通过这种线索去查找自行车。

  自行车管制措施从一出台就不受群众欢迎，很少有人自觉自愿去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上户多半是出于无奈，迫不得已才去弄个牌照。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老百姓逐渐富裕起来，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已经算不上什么稀奇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三大件”的头衔已经被冰箱、彩电的洗衣机所替换。虽然自行车已经失去了“家庭重要财产”的地位，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仍然坚持注册登记制度。这样做的目的也完全变味了，纯粹就是为了捞钱，把自行车上牌照作为“经济创收”的一条途径。办一个自行车牌照，最初收费三元，后来逐渐上涨到八元。由于车辆数量巨大，这笔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一些城市街头的自行车牌照办证点，工作人员既不看购车发票等证件，也不问车辆的来路，更不查看车主的身份证明，只要按规定交钱，分把两分钟，他们就能够发一个自行车牌。

  王加林和方红梅遇到的就是这样一群队伍。

  尽管他们耐心地解释说，自行车不是他们的，是他们借用同学的车，但“红袖标”们还是要强行打钢印，逼迫他们交三元钱。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红梅老师眼见好言好语据理力争没有效果，就开始耍横，说自己身上根本就没有三元钱。就算他们把钢印打在了自行车身上，她也不会给钱。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们就看着办吧！

  缰持了好半天，后来“红袖标”们只好让步。说车子既然是别人的，暂时不上户也可以，但王加林骑自行车带人，属于违规行为，必须交一块钱的罚款，否则，他们就要把自行车扣下来。

  横下一条心准备抗争到底的红梅老师坚持拒绝交纳罚款。她站在丈夫的身边护着自行车，不让“红袖标”们靠近，以免他们强行锁车。

  双方进行对峙状态。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眼看吃晚饭的钟点都快到了。加林低声与老婆商量，说这些人就是合法的“拦路抢劫犯”。他们既然兴师动众地出来了，不捞点儿收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给他们一块钱算了，只当是打发了叫花子的。老是这么拱着，“红袖标”们无所谓，但我们耗不起呀，到现在连中饭都没吃，肚子早就在提意见了。

  红梅老师想了想，觉得丈夫的话还是有道理。内心里，她也确实心疼满头大汗的加林，于是嘟哝了几句，从背包里摸出一块钱，算是勉强让了步。

  再次上路后，还是王加林骑车，方红梅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红袖标”们并没有前来制止他们违规带人。

  到达方湾镇红梅的娘家时，已是下午六点半。

  门上一把锁，家里竟然没有人。热情的邻居对红梅说，你妈还在地里割麦子呢！你爸肯定在卫生院，这个钟点正是开晚饭的时候。

  加林把自行车锁在大门口，准备和红梅一起去责任田里寻她妈。

  两人刚刚起步，就见红梅她妈手里拿着镰刀从村子北头走过来了。

  见到女儿和女婿，筋疲力尽的母亲脸上现出淡淡的微笑。她从口袋里摸出钥匙，加快脚步去开门。

  进门后，顾不上招呼女儿女婿坐，她就准备进厨房去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