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铜墙铁壁的内心，一旦攻破，就跟纸糊的一样顿时洞开。还可以说，张爱玲是善良的，也是现实的人，她对爱情的要求和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人们很容易被她的才气吓倒，忙不叠地崇拜她，仰视着她，并且期望以才气来捕获她的内心，而最关键的是应该把她看做女人，或者看做脆弱无奈的众生中的一员。她的内心现在有一层坚硬的壳，她没法放下架子，毕竟，第一段爱情和第一个男人给了她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即可以是一个好的标准，也可以是坏的警戒线。她会要求第二个男人得有才，不能弱于第一个男人，要不她就吃亏：这是个面子问题。受过伤害的人心理都会这么要求，第二个爱情毋宁是争气工程，别让第一个男人看扁了自己，说她离了我就找不着更好的人，这也是向世人宣告，我离了他同样有更好的更优秀的男人爱。还有，她会用第一个男人的缺点看所有的男人，然后保持一种警惕、矜持和审慎的心理。得打击她的这种戒备心和参照对比心，证明爱的方式的多样，和爱的实质在哪里，以及爱情需要双方如何放下身段，新的爱在什么意义上会有别于旧的爱，新的爱为什么会更好。但是这样的男人没有出现。

  在五十八岁的时候，张爱玲写下了《色戒》。她的这个小说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这是一种告白，一种申诉，一种检讨。这个小说有两个前提性的立场，一是政治正确。爱国的学生要刺杀和敌国相勾结的汉奸。这种刺杀虽然失败，爱国的女学生被汉奸枪杀，但它的正义性是存在的。二是对爱情的质疑和对逢场作戏的男人的绝望。批判性是明显的。张爱玲需要洗清自己，四七年有人说她是文化汉奸的时候，她就有过剖白，说个人感情和政治是非是无关的。她和汉奸男人结婚，不等于她是汉奸。这个小说进一步明确了她的大是非观。那群在香港的大学生对香港人爱国情绪的淡漠是不满的，他们并非是某党某派，也不是职业的特工人员，只是因为他们要爱国，所以参与了这样的行动。她还一再在小说里说易先生他们，因为投靠了汪伪政权，生活优裕，享有特权，跟周佛海他们比赛着把家庭收拾得更舒适。虽然在小说里，她要把汉奸还原为一个普通的男人，在逢场作戏的同时，也对爱情有感觉，有期待，但他通过爱国学生的刺杀行为暴露后冷酷无情地下手杀人，在道德上判了他们有罪，用人性必有的悲悯来说明他们冷酷的非人性。同时，她以易先生对王佳芝的无情，以多处说他并非只给王佳芝一个人买过东西，来说明这个爱情的轻飘、可爱、不扎实，让人们有理由为王佳芝打抱不平，同时也把这种爱情放在了审判台上。最能反映她的爱情态度的是，她在小说中很突兀地插入的引用别人几句话，一是说权势是男人的春药。既然权势是男人的春药，那么，权势是外在的，男人如果没有了权势，则值得爱的价值就减少，这几乎是一种嘲讽。二是引用辜鸿铭的二句话，第一句说，女人通往男人的心要经过胃，男人通往女人的心要经过***通往胃，是把他放在生活里，通往***是把她放在性上。第二句话说，辜鸿铭认为，男人有几个女人，就如同一个茶壶要有几个茶杯，是正当而合理的。而一个女人要有几个男人，就如同一个茶杯要有几个茶壶，是不正当合理的。她对辜鸿铭的这段话，用两个字概括：下作。她把自己比拟为王佳芝，把胡兰成比拟为易先生。她和王佳芝一样，都是初涉社会，遇见了一个以为爱自己的男人，胡兰成和易先生一样，都是汪伪政权里的重要人物，是汉奸。但是，她明白告诉读者的是，她还把自己当成了张爱玲，张爱玲比王佳芝清醒，她是在三十多年对人生的观察后，以一个女人，老女人，把人生看通透了的老年人，来站在王佳芝的背后，冷眼观察的。胡兰成也不是易先生，易先生只不过是男人身不由己的出轨，而胡兰成是没有羞耻心的戏侮女人。她还把自己看作作家，作家超越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个人恩怨之上，超越于政治态度之上，超越于简单的道德判断之上，用讲故事的方法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有太多的女人，为了得到一个优秀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