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当中收获的优选良种，准备空运送回到国内的国家储备种子库；

  其中除了传统培育出来的水稻、大麦、小麦、荞麦和多种豆类之外，甚至还有辣椒、玉米、南瓜、红薯、木薯、土豆、番茄、油棕榈树、剑麻、细绒棉等经济作物。但不管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作物，都属于能彻底改变古代中国作物的结构的大杀器。

  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的推广和扩散，终于在南方太平军的治下从量变到质变式的，体现出了潜移默化的明显效果来。其中，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从两岭到安南，从湖南到山南，从江西、江东到淮南，因为家庭养活人口翻番和卫生条件改善的缘故，那些由太平军所设立的屯庄迎来了数轮的婴儿潮。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地方上青壮劳力的逐渐匮乏；因为，这些历经战乱幸存下来的劳动力基数，如今不是被屯庄给吸收了就是被诸多大型工程给分流走了；乃至很多人在工程项目里里干着干着变成了熟手，就自然而然的转化成了具有更加稳定收入和保障的建生军下屯垦团和营建团的一员。

  于是，这时候就轮到了地方上那些经过历次战乱和太平军的肃清运动之后，幸存下来的中小田主们甚为烦恼了；因为他们虽然得以保全了田产，却是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人家来租佃，就更别说是籍此年年稳稳的收租取利了。因为他们既竞争不过屯庄的集体生产效率，也无法提供类比工程营建队的待遇。

  因此，按照淮南、江东、江西等几处善后处置司的反馈，像是浙东、宣歙、淮东等地如今那些地方上的佃租，已经低到了三四成甚至是由田主来承担基本田税的地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留得住原本的佃客和帮工之属；而且越是富庶繁华的望要大邑就越是如此。

  至于那些偏远荒僻地区，甚至出现了明显的抛荒和举家迁移的趋势，因为在人口不断流失的壮丁稀少之下，就连饶有身家的田主们也难以维系了。小田主尚可带着全家人下地，最多在忙不过来时雇用几个长短工而已；但是那些拥有更多田地的人就根本顾不过来了，总不能叫习惯了人伺候的老爷们，自己去干泥腿子的活计吧。

  然而，太平军同样也有对于土地抛荒和废弃，有着若干年限之后予以罚款乃至没收的一系列惩罚措施。于是乎，他们就不得不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就此坐视家业缩水和衰败下去的命运。要么变卖田业道城里去重新置产，以为一个新生活的开端；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软刀子割肉的后续阳谋所在。

  因此，一时间与之利益相关的东南各道的传统士林当中，不免有了太平军政权“与民争利”以至于“民不聊生”的非议纷纷和上书请命不断。然而，对于这种民不聊生却是周淮安最乐见其成的，因为这些有产之家再怎么民不聊生，也不至于耽于饥寒的；但是落在普通贫民百姓身上，那真是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的惨剧了。

  正所谓是没有伤害就没有对比，没有对比就自然没有那么值得珍惜的东西，也不好切身感受道新朝的统治秩序下与旧时代所能形成巨大反差和基本的幸福感。所以，这些陈情书和请愿索然送了不少到江陵，又被转送长安、洛阳来，却是基本上石沉大海一般的，没有人愿意为之出声和张目，因为如督府上下大多数人的利益基本盘，已经不再区区的传统田土收益上了。

  另一方面的成果，则是由皮日休所领导的训学部门反馈，如今的东南八路和两岭地方的蒙学增长很快；其中主要的两个大头，一个是通过上交四成而返利一成的屯庄蒙学投入，一个则是那些伴随太平军而活跃起来新兴商人阶层，处于长远投资性的主动而为。

  当然还有另一方面原因，是随着战后复兴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活跃，而产生的诸多社会细化分工上的职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