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除了两三个法国文学专家之外，人们对萨特也几乎一无所知。因为报纸介绍说，萨特刚刚写过一本涅克拉索夫，所以与他们交谈的人就经常客气地表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除此之外，他们的共同话题就只有烹调了。这种双方的互不了解严重妨碍了他们的交流。

  金秋之夜，他们散步在灰色的胡同里，有时似乎忘掉了自我而融入北京古老的文化之中。但在更多的数情况下，他们感到，这是一个他们很想去了解而又找不到入门钥匙的世界。不过中国的京剧使喜欢音乐的萨特欣赏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程式化的做功悲剧性的急迫打击乐细致悠长的嗓音，都对他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他们在中国呆了大约两个月，这个国家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贫困。后来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当时的感受说，看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后，他们对地球的看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他们总是把欧美的繁荣作为看问题的标准，而世界其它地方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十分模糊的存在。从这时起，他们才真正看到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人长期处于饥饿贫困状况；与之相比，西方的富庶和安乐只是一种有限的特权罢了。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中国人为了克服这种贫困所作的努力。11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感受，后来他在法国观察家上也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谈到他对中国的感受，赞扬了新中国的建设。

  1956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度假，他们喜欢罗马的景色和文化氛围，既有历史也有现在，历史和现在联系在一起。战后意大利左派之间的团结从未被破坏过。他们看到，在法国希望实现的目标在意大利成了现实。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也一直信守他们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意大利，人们常常就政治问题进行气氛热烈开诚布公的讨论。

  在意大利期间，萨特得知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十分痛心。回巴黎后，正逢苏联第二次入侵匈牙利，萨特立即对快报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我完全彻底地谴责苏联入侵，但我并不认为这一事件应由苏联人民负责。我将彻底地同那些没有揭露或者不能揭露匈牙利屠杀行径的苏联作家朋友断绝关系，尽管对此我非常遗憾。我不能与苏联官僚领导集团保持任何友谊。”萨特在谈话中还谴责了对苏联军队的血腥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指出他们的反应是根本不负责任的。萨特还同一些作家在一份反对苏联干涉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这份抗议书在观察家周刊上发表。

  1957年1月，现代杂志出了一期匈牙利问题专号，内容包括从苏共20大到匈牙利10月事变期间发生的一切。萨特写了斯大林的幽灵一文，进一步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他批判了苏联同卫星国的关系，反对苏联的干涉。同时，他又认为，尽管苏联领导人犯了种种错误，但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

  许多年以后，在1974年，萨特回忆这一段经历，他认为自己这话是弄错了。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苏维埃夺取政权后消失不见了。当时它本来有一个发展的机会，但由于斯大林，甚至也包括最后一些年的列宁，它逐渐改变了。他不再认为共产党是革命的，但他认为共产党人是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因为当时他看到同这个党联系着的充满错误的罢工工会政策。

  萨特在4年多的同路人经历中对共产党人深有认识。他觉得他们的一大特征就是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微笑着，回答他的问题，实际上作答不是他们。他们“消失”不见了，变成了知道他们的原则并根据人道报在这些原则的名义下给予的东西来进行回答的人，他们好似一种有程序的计算机。萨特和他们之间，除了一起解决某个特定问题时的暂时一致外，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团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