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者统治时期，成了法国的盟友。两度受到法国入侵的俄国，以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倒退，也变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接下来的意见变化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等，轮番登场，生生灭灭。昨天还受着吹捧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会被人痛加责骂。

  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时，我们发现了什么？一切与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修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与种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情感全无关系，从而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或者——假如其说法还有可取之处——会根据周围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目地失去影响力，因此它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当时的短暂意见。普遍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提供了场所。

  第二个原因是群众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这种势力越来越没有制衡力量。我们已有所了解的群体观念的极其多变这一特点，得以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

  最后，第三个原因是报业最近的发展，它们不断地把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每一种个别的意见所产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它们全都成了过眼烟云。今天，一种意见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从而成为普遍意见，便已寿终正寝。

  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种世界史上的全新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是指政府在领导舆论上的无能。

  过去，就在不久以前，政府的措施、少数作家和寥寥几家报纸的影响，就是公众舆论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作家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报纸则只反映意见。对于政客来说，他们莫说是引导各种意见，追赶意见还怕来不及。他们害怕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恐惧，这使他们采取了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于是，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竟然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几乎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目前一种奇怪的病症是，人们看到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也在同意接受采访，仿佛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交给群众评判。在政治事务上不可感情用事，过去这样说也许还算正确，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多变的群众冲动的支配，而他们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支配时，还能再这样说吗？

  至于过去引导意见的报业，就像政府一样，它在群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屈尊偏就。当然，它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它只一味反映群众的意见及其不断的变化。报业既然成了仅仅提供信息的部门，它便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努力。它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出于竞争的必要，它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过去那些稳健而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被上一代人当做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如今，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评论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