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崇祯十二年还算是幸运，张献忠的流匪来了，抢光了他们村庄里的粮食，但张春波没有跟着张献忠的流匪一起走，张春波带着妻儿躲到的山里，当张献忠的流匪走了以后，张春波又带着妻儿老小，回到村庄。半年以后，张春波听赶车的福老爷说，跟着张献忠的流匪去的很多人都死在四川的大山里了，其余的也都被官军抓去砍头就是做苦工，这辈子不要想回来了。

  &nb崇祯十三年水灾之后，两湖洞庭湖一带，毕竟是二十世纪的鱼米之乡，十三年的年景还算过得去，，可张春波也没觉得怎么好了，这五年来，吃饱的次数两只手就能数过来，牢牢记在脑中，饥饿才是常态。因为他十年前交了辽饷过后，张春波家就撑不下去了，用极低的价钱把土地典卖给了县里的一个秀才家。张春波只好去打长工。

  &nb张春波打长工的家，是本村姓赵的小地主，有着一百多亩薄田，居然一年到头不吃肉的，节节俭俭的过日子，就想多置几亩地，将来可以为五个儿子留一点家当。在古代，农民都是最希望安居乐业的，以多生孩子来多创造机会来改变自已命运的。

  &nb其实地主和农民并不是天生的，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就像中国解放后中国大多数人都一样，但慢慢的现在就分化出企业家，下岗工人，工人等。其实古代也是一样的。

  &nb现在的农民工人也有可能变成企业家，古代的农民也有可能变成地主一样。姓赵的小地主就是个这样的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好不容易立下家业。

  &nb当然，就遇到吝啬抠门的姓赵地主，张春波十年来，为了给妻儿填肚子，打长工的张春波就会饿肚子。长期饿肚子的张春波，身子自然也不会太好，得点小病就很容易变成大病，然后撑不过去。崇祯十四年底张春波的妻儿去山上摘野菜给野兽叼去了是就是这么没的，只剩下他。

  &nb对亲人的离去，张春波哭了一场，病居然好了。他又去姓赵地主当长工。

  &nb崇祯十三年辛苦一年打下的粮食。崇祯皇帝又要加响。（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清兵数次绕境蒙古长驱直入内地打草谷及屠城，杨嗣昌提议征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

  &nb崇祯十年前，辽饷最高时，一年也就是650万两；分摊在每亩地上，一亩地也就多收一分二厘的银子（0.012两）。

  &nb崇祯十二年后，崇祯皇帝的大明朝已到最后的疯狂，所谓的三饷全算上，分摊在每亩地上，也就三分银子（0.03两银子））。这笔银子，按当时的物价算，最多也就能买五六斤米。

  &nb按理说，一亩地多收3斤米的税，并不会让老百姓小地主，感觉难以活下去。问题是，在崇祯十三年，姓赵小地主被差役收过之后什么也剩不下，感觉难以活下去了。

  &nb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无非是因为，在县城的差役收税的过程中，经手的官员，永远是不会按大明内阁的指示办事。换而言之，他们总会想尽办法，把既得利益的集团的税收，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甚至借此机会，大发国难财。

  &nb这种事由来已久了，绝不是新鲜事；事实上，在辽饷出现之前，它就存在了。而且这从来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这种背景下，最后就出现了一种怪事。“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nb吝啬抠门的姓赵地主，一百多亩田纳饷最少也要千把两银子，可怜姓赵地主卖了田地补住了饷，就生病了，过了几天居然过世了，他的五个儿子就分了不多的财产，张春波自然没人要了。就这样，张春波听说南方，春暖花开张春波决定向南走，些许有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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