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的立宪派不仅有朝廷允许的话语权，还在发展工商上对国家建设大有贡献。

  这个思路自然不同于同盟会偏激、狭隘的观点，什么“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什么“于光复之前而言实业救国，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

  铁路修成了，工厂建成了，人才培养了，钢铁产量上去了，科学技术发展了，这说到底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好事。等到推翻满清，这些实实在在的建设难道不是强国的资本？

  况且，陈文强看似在卖力地为朝廷，为地方官府兴办洋务，并且办一个成一个。但在其中，他又挖了清廷多少墙角，掏空了多少清廷的资产，把多少实业转成了为革命服务？

  就是这样“吃里爬外”，可凭借汉阳铁厂的蒸蒸日上，及其它洋务的有声有色，为国家和朝廷在洋人面前争得了荣誉，陈文强还是得到了朝廷的褒奖，慈禧还赏赐御笔折扇、墨宝和玉如意、蟒袍。没错，这样也行。

  对于这些别人梦寐以求，值得世代相传的荣耀，陈文强虽然不是顶礼膜拜，却也狐假虎威，拿着这些权威的象征，以无声的宣示，更加顺利地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当然，陈文强又一次托辞婉拒了朝廷的召见。戴着新花翎头品顶戴，穿上蟒袍，以邮传部侍郎的衔职开始巡视粤汉铁路的工程情况。

  由武汉出发，陈文强沿着铁路南下，边走边看。虽然工程进度已经不算慢了，但他却依然不满意，指示筑路工程队进行昼夜施工，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筑路速度。同时，仿效在湖南“以工代赈”的办法，陈文强把发动沿线百姓也作为了提速的办法之一。

  运一方石料，砸一方碎石，平整夯实一米路基……这些简单的、不需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都进行了划分，制定了支付标准。陈文强又充分发挥铁路公司这个“二政府”的角色，把告示张贴到沿线村镇，号召并鼓励百姓前来劳动赚钱。

  显然，这种方式在当时是新鲜而独创的，发动百姓，大干齐干，在历史上也只有抗战时期和建国后的大跃进时期才出现。

  但相比之下，又有很大不同。比如抗战时期二十多万百姓抢修滇缅公路，那是政府命令、硬性征召，是以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为主的筑路大军，在九个月时间内用手指在云岭大地上抠出来。而陈文强靠的是金钱，根据的是百姓的普遍贫困。换句话说，他就是在变相地雇佣劳工，把简单的工作从工程队手中拿出来。转包给工钱更少的普通劳力。

  所以，看似修路的人多了，而实际上，修路的投入反倒降低了。分工，还是分工，陈文强越来越熟悉这个办法。专业工程队领高薪。那就干专业的工作；普通劳工按量付酬，就干简单的活儿。

  这当然不是陈文强随便一看便能想出的办法，定下的章程。而是在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产业仿照德国管理办法时得到的感悟。人多，劳动力价格低，这或许是中国发展工商实业最有优势的因素了，理所当然地要发挥出来。

  各种措施布置下去，要见到效果就不是陈文强所能等下去见证的了。但在行至长沙北部的湘阴县时，陈文强却终于见到了全民修路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场面。

  成千上万的饥民，嗯。已经算不上饥民，应该称之为灾民。青壮年、老人、妇女，甚至是孩子都加入了筑路的行列。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只筑路大军，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穿着也是杂乱不一，为着同样一个目的——活命的粮米而劳作。

  “大人，已经有数千饥民赶来修路，而且短时间内还会持续不断。”总监工马展才不无忧虑地向陈文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