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他的为他从骨缝里掏出子弹的女儿。更令人惨不忍读的是《路碑》，也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士兵，曾经在肉搏战中用枪托打得日本鬼子脑浆迸溅的英雄，在妻子生小孩时需要一支三十八元的止血剂，而手中只有五元钱，到几位熟人处借钱分文未获，尤其是那个被他从日军俘虏营里救出的人，到台湾后发了财，却把他巧妙地支开了。他忍痛把孩子身上的毛衣脱下来送进当铺仍凑不够钱数，妻子因抢救不及死在产床上，他于悲痛到绝望时冒着大雨跑到抗日纪念碑前，把被日本鬼子刺伤的疤痕敞亮给天空和雷声，撞碑而死。我读至此，已听到隆隆暴响的雷声，已看到这位英雄撞到石碑上迸溅的鲜血，也分明看到石碑后柏杨愤怒的眼睛。他的呐喊，在那位抗日英雄脑袋撞碑的血花里，如雷一样轰响。

  柏杨说，社会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上述这两位抗日老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的人生悲剧，读来令我触目惊心，甚至有不忍不敢再往下读的恐惧感。这样的阅读心理的发生，许多年已经没有出现过了，类似年轻时读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的情景。不单是我对这两位在民族危亡时刻，以鲜血维护我们尊严的英雄的非人生活难以承受，更多的篇幅里所描写的普通人艰难挣扎的生活状态，同样使我透不过气来。《进酒》里写了一位失业的大学教授，在完全的绝望里发出无奈的天问，人生下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的回答是，人与猪是一样不可选择的。《窄路》里写了三个少年时代的好伙伴后来的人生历程，一个为求职做小学教员四处求情而不得；另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材生，恪守道德和人的尊严而不甘低眉，落得窘迫而死，女儿于困窘无奈的境况下私开娼馆，出卖自己；从马来西亚回来的韦召去看他的朋友时，瞅见了沦为娼妓的朋友的女儿，已经没有了羞耻感，其母（朋友妻）不仅和女儿一样面对昔日的朋友毫无惭色，反倒咒怨丈夫生前给她什么也没留下……这种咒怨和控诉，与其说是对着死去的丈夫，毋宁说是对着那个时代里的台湾社会。《客人》里同样写到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惨不忍睹的生活情景。他于中国人传统的端午节时买了三个粽子，那么一小点花费惹得夫人生气发火。夫妇二人却诚恳地招待了处于饥饿摧残中的一对父子。父亲无疑也是一位有知识的失业者，竟然一连吃下六碗米饭，而不好意思夹菜。这些挣扎在饥饿乃至死亡线界上的公务员、教授等人的情状，最自然最直接地揭示着社会对人的摧残。而在一篇篇不事任何夸张和矫饰的沉稳的文字叙述里，我感知到柏杨关注社会民生的强大思想，这种思想决定着他全部情感的倾向，就是不合理的社会里无以数计的不幸男女，他的眼睛不仅关注这层人群，而且十分敏锐和敏感。在我理解，正是这一点，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基本质地，决定着他独立存在的永久性，也决定着他的创造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无可替及。

  柏杨还说，个人悲剧是个性造成的。这句话是前一句话的另一面，构成柏杨审视社会和人生的双重视角。《凶手》写了一个嫉妒到极端的人的畸形心理。这种嫉妒不断产生无法缓解更无法消除的仇恨，残忍到连自己也承认为禽兽不如。柏杨在这里展示出一种恶的人性，一种把卑鄙演示到极端的人性。《陷阱》更是人性恶的更深刻的展示，一个名叫钱国林的年轻人，为北洋政府上海特务机构供职，先设奸计诬陷他瞅中的婉华为革命党，再把这个诬陷的罪名栽到婉华的恋人家康头上，先致婉华入狱，再致家康被酷刑施暴致残，蹲三十五年牢狱一直到死，心理的冤屈也无法辩白，更无法向婉华表白。钱国林以这件罕见的阴谋获得了婚姻的目的，娶了婉华。婉华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生活在一起。这种恶的人性酿造的惨剧，读来令我后脊发冷，却也超出了一般个性的理解，主宰个性的是品德，以及能任这种披着人皮的魔鬼恣意的那个社会。作家柏杨鞭挞的既是人性之恶，更鞭挞社会之恶。在那样的社会生活里，这种人性之恶既得助于权力而膨胀，也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