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开这个外，另外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从欧美国家引入高技术人才。在后世的美国，走的就是这么一条道路。

  前者好办，后者其实也很好办。

  在引入高技术人才的过程中，中国一共遇到过两个高峰时期。

  第一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德国和奥匈帝国等国家的战败，使得这些国家经济陷入萧条，像是奥匈这样的国家更是干脆分裂成了一个个的小国家。

  经济萧条，也就代表着没工作。

  趁着这个机会，严光在对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提供经济资助的同时，也趁机从德国引入了相当数量的高技术人才。这些人才无论是对中国的【先进航空发动机计划】还是在【高xing能现代坦克计划】当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种引入工程，大概就和后世苏联解体后中国进行的【双引工程】差不多吧。

  所谓的【双引工程】始于苏联解体后那段特殊时期，当时独联体各国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工厂、机构大量倒闭，军工领域许多专家、教授失业，收入锐减。特别是一些尖端行业，大量一流的工程师陷入赤贫，美国、德国、以sè列、韩国、新加坡等国科研机构纷纷派出专家前往俄罗斯、乌克兰，以优厚条件招揽人才。

  韩国的人才计划卓有成效，乌克兰专家只要联系韩驻乌使馆，就可以拿到签证和机票，并提供一个月工资。工资报酬没有统一标准，视专家本人资历和贡献大小，一般1500、2000美元/月，知名专家3000、4000美元/月。

  中国也加入了这一轮人才争夺，采用的招揽方法类似韩国，但得益于苏联时期中苏友好的渊源，一些留苏专家学者通过学术交流、个人友情联络等多种形式，从乌克兰请到了不少顶级专家。

  在这段难得的时期，中国主动出击，目的xing很强，直奔军工领域的关键技术，通过个人关系转让其技术成果。海军专家李杰形容那时的工作说，中国人坐一个星期的火车，从满洲里出去，穿过西伯利亚，取道莫斯科，再到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进行摸底、契合，在知道了对方有哪些技术可以进行合作之后，马上就有大批的乌克兰专家赴华，介入具体项目。

  中国当时的基础技术比较落后，刚开始技术交流的层次比较低，规模也比较小。后来中国用轻工产品交换先进设备，乌克兰专家开始大规模赴华。这些专家大多是旧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比较重视中苏友谊，生活要求不高，工作严谨，有问必答，技术、材料很爽快地提供，甚至掏心掏肺。

  大约是1993年后，双方交往起来就不那么顺利了。“有些技术材料绝对不给你，想要必须有些手段。”李杰说，有人用一箱二锅头或中国的小土特产私底下交换一些东西，但像过去那样在实验室里正儿八经的实验，要价越来越高了，“后来干脆只谈钱，没钱门儿都没有”。

  为了招揽苏联军工人才，当时的中国政府为此启动了一项【双引工程】，专门引进独联体国家的人才和技术。据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主抓这项工程，并放言说：“这是一批穷十年之力都无法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对我国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定不能错过。”

  为做好【双引工程】，国务院授权国家外国专家局于1991年正式设立国家“友谊奖”，用以表彰外国专家为中国所做的贡献，各省随后相继设立不同地方政府友谊奖。乌克兰籍专家奥坚科？沃洛德梅尔、科瓦连柯、阿诺？阿夫恰茹克相继获得国家级友谊奖;卡强？鲍维尔？尤力耶维其获得江苏省友谊奖。

  2002年，国务院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