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地位，被对失去的惧怕取代了。这种惧怕显然是婴儿发现母亲不在时所产生的那种焦虑，它一直延续到儿童的晚期。

  你们将会认识到，这种焦虑所暗示的危险状况是多么的真实。

  如果母亲不在了，或者收回了对孩子的爱，孩子就会不再确信自己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因而很可能陷人种种最悲痛的紧张情绪之中。

  不能否认下述观点，即这些决定焦虑的因素在本质上是婴儿诞生时的原始焦虑状态的重演，那些状态当然也表现了孩子与母亲的分离。如果你信奉费伦齐（ferenczi，1925）所提出的思想，你甚至可能把对阉割的畏惧也加到这些因素中去，因为失去这一男性器官的结果，就是不能再次通过性活动与母亲（或她的替代者）联结在一起。

  顺便提一下，回到母亲zg中去这种非常频繁地产生的幻想，是与母亲发生性j往的愿望的替代物。

  在这一方面，我可以告诉你们许多饶有趣味的事情和令人吃惊的关系，但我不能够超出精神分析引论的范围。

  我只能请你们注意这一事实：在这里，心理学的研究正在接近生物学的事实。

  o。兰克（rank）——他对精神分析作出了许多出色的贡献——也明确地强调诞生行为和与母亲分离的意义（1924）。不过我们认为，他从与神经病理论甚至分析疗法有关的这个事实中作出的极端推论，却是不可以接受的。

  他那时已经形成了其理论的核心，即诞生时的焦虑体验是以后所有危险情况的原型1。只要用少许时间来详细阐述一下这些危险情况，我们就能够表明，决定焦虑的每一个特殊因素（即危险情景），实际上都被分派给了每一个适应于它的发展阶段。心理上不能自助的危险性适应于自我早期的不成熟阶段；失去对象（或失去爱）的危险性适应于童年期最初几年缺乏自信的阶段；被阉割的危险性适应于崇拜男性生殖器阶段；最后，对超自我的畏惧——它采取一种特殊的态度——则适应于潜伏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决定焦虑的早期因素将被摒弃，因为由于自我的加强，相应于这些因素的危险状况便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

  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很不完全地存在着。许多人没有能力克服对失去爱的畏惧；他们从来没完全独立于别人的爱，而是在这一方面仍然表现得像婴儿一样。对超自我的畏惧在正常情况下是决不会停止的。

  因为它采取道德焦虑的形式，而这在社会交往中是不可缺少的。

  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个体才可能独立于人类社会而存在。

  此外，有一些早期的危险状况也一直残留到后期阶段，但作为焦虑的决定因素，已被时代作了修正。

  例如，阉割的危险在梅毒恐惧症（syphilido－phobia）的名目下继续存在着。确实，一个人进入成年后便懂得，阉割已不再是对放纵性欲望的习惯性惩罚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已经认识到，那种本能的自由受到各种严重疾病的威胁。

  毋庸置疑，我们称

  1弗洛伊德在《释梦》第二版（1909）增补的一条脚注中，首次发表了这一评价。但是有理由相信，他的理论则在更早的时候就被他在维也纳的追随者所知悉了。他对兰克出生论的批评主要见于《抑制、症状与焦虑》第八、十两章中。——英译注。

  之为神经病的那些人，在对待危险方面仍然孩子气十足，并且尚未克服决定焦虑的早期因素。

  我们可以认为，上述内容从事实的角度进一步描绘了神经病的特征。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