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只老化了的灯管，虽然也在发光，但光的纯度和色彩已经非常模糊。他想起了在灯光之外的千千万万的妓女们，当一个守身如玉的良家女子对卖y极度恐惧并且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那只能说明她对卖y的无知，而一旦脱光衣服第一次迎接一个嫖客后，原来发现卖y远没有想象中的艰难和罪恶，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她仍然享受着平等的阳光和均匀的空气，她与所有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第二次第三次卖y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了丝毫的心理压力。人们通常都说，迈出第一步很难，此后就容易了，郑天良发现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难与不难一说，你想做就不难，不想做就难，难不过是一种借口，是一种缺少勇气的胆怯和懦弱。

  郑天良在这个秋天的晚上心里极其平静，他觉得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目的是什么越来越不明确，如果说在马坝乡创办合和酱菜厂是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话，那么去王桥集经济实验区更像是为了给自己争一口气，而今天对工业区进行改革又是为了什么呢？啤酒厂是扎在他心头近十年的一把刀子，他的尊严和政治前途在这把刀子的下面支离破碎。这使他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愿正视碧源啤酒的瓶子更不愿看到瓶子在酒桌上被碰倒后的玻璃碎片，碎片割裂了他的前半生。他不愿沿着这种残酷的逻辑继续往下想，此刻他想到更多的是，其实人活着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好，无论你是当官还是做生意，都是想改变现状让生活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和境界。当皇帝是这样，修鞋卖菜也是这样，你只有自己活得更好了，才能对社会有贡献，才能为别人服务，比如说赵全福吃喝嫖赌随心所欲，但他为国家上交的利税很多，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出贡献了的，而一个乞丐是无税可交的，他生活得很差，所以也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当官有权才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人民也要为你服务，这就是他和赵全福与沈汇丽的关系。符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平原则。

  郑天良这样想着，觉得逻辑上还是有些不通，但他又不可能想得太清楚，所以也就不想了，他觉得任何事情只要内心里没有压力和恐惧，还是顺其自然为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却不一定就存在。

  于是，郑天良打开公文包，掏出了鼓鼓的塑料袋，塑料袋是“为民商场”专用袋，上面还印有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模仿毛泽东的字体，只是印刷不是很讲究，部分笔划被歪曲，如同冬天一棵老树上光秃且没有生命力的枝叉。郑天良将“为人民服务”的袋子扔到了地上，里面还有几层报纸，报纸拐弯的地方刊有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杂文，这篇杂文包裹着钞票就像一把弯曲的匕首和投枪，软软地回忆着鲁迅时代的一些陈年往事。

  郑天良对钱的认识是很含糊的，他家里总共只有两三万块钱，他以为赵全福让他帮着疏通关系的茶水费顶多只有五六千块钱，可他发现百元面钞摊在茶几共有十捆，一捆一万，整整十万。这时郑天良心跳了起来，他不是为接受这十万块钱而恐惧，而是感到赵全福这个个体户怎么有这么多的钱，一甩手十万块，居然还是茶水费，十万块钱要买多少茶水，难道他们这些个体户真的比他这个县长对社会的贡献还要大，如果不是他郑天良当年在马坝乡创业，赵全福能有今天吗？他心跳的是社会分配如此不公平，一个乡下的赌g嫖客花钱像流水，十万块钱是茶水费，那吃一顿饭是多少钱，批一块地又是多少钱？

  郑天良将地上塑料袋重新捡起来，装好钱后又塞进包里，然后走到门边将耳朵贴到门板上听外面有没有动静，几分钟过去了，走廊里悄无声息。他听到了楼外的一些风声水一样趟过寂静的夜空。

  这时，郑天良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将包放进文件柜里，又毫无必要地锁好，手里攥着钥匙，这才坐到办公桌边的真皮沙发转椅上，他给叶正亭打电话，一看时间，十点四十分，叶正亭每晚十二点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