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部分
处,瞬间浑身通泰。“漫”出来的幸福“溢”到脸上,我的表情格外柔和,心情熨帖。
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有两个词被中国人滥用。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小姐。你想恭维一个男人,就称他为老板。一个只放有一台电脑,一台复印机,只有一个打字员的巴掌大的门面,也有一个老板。你复印几份材料,复印一页算你三毛五分钱。你问:“能不能算三毛钱?”打字员就会对你讲:“我做不了主,得问我们老板!”
骑摩的的人,只要见有人站马路边,就会殷勤地靠过来问:“老板您去哪儿?”装修房子,雇三轮车拉材料,付过运费后蹬车者笑着对你说:“老板,给五元钱太少了吧?”你一高兴,就会再给五元。就为他叫了你一声老板。
相反,你若想侮辱一个女人,就称她为小姐。小姐这种称谓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兴起时,起初并无贬意,反而有一种高贵之意。对女x的称呼由“同志”改为“小姐”,使女x普遍产生了一种x别被确认的感觉。那几年,从十七八岁的少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年城市妇女,都可称其为小姐。可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黄s娘子军一枝独秀,如蝗虫般铺天盖地而来,小姐在一夜之间成为妓女的代名词,称女x为小姐暗含着谑浪玩弄之意。紫雪某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南方来的客商在县招待所入住,出去办点事后,穿着那种背带裤兴冲冲地返回房间。楼层服务员是一个乖巧的女孩,拎着一串钥匙去开门。刚将钥匙捅进去,客人笑眯眯地对女孩说:“小姐请你帮我买两包香烟好不好啊?”服务员正欲转动锁眼儿,此时停下不转了,脸含怒意质问客人:“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客人大惑不解,按女孩要求将那句话一字不差重复了一遍。女孩生气地拔出钥匙,对客人说:“你母亲才是小姐!”然后跑过去伏在服务台,“呜呜呜”哭起来。
用“目不暇接”这个词来形容二十世纪末中国人的心理感受,应该是恰当不过的。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时间,中国几乎一年一个变化:男人穿得越来越精神了,女人穿得越来越少了;人们走路的劲头越来越大了,眼里的茫然越来越多了。庸俗的词一夜之间变得高贵起来,比如老板;高贵的词一夜之间变得庸俗不堪,比如小姐。新的名词不断涌现,新的、精巧的商品不断出现在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我调入玻管局工作后,亲眼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飞速变化。这十年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前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累积起来的发展速度。五六十年代,在广大农村,中国人只知道在门d里哇哇叫的那个东西叫喇叭,噪音有时候比“正音”大。即使在城市,也只见识过可以拿在手里拔出一根天线听的那样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叫半导体收音机。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我们紫雪市才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拥有一台十八英寸的大彩电也会令某一个家庭自豪。直到1986年前,紫雪市还只有那种“摇把子”电话,从市委、市政府的值班室往县里尤其是乡镇挂个电话,比现在往美国打个电话要困难得多。我们阎局长召开局务会时,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哪个轻哪个重,请同志们掂量掂量!”如果阎局长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想起我在袁家沟中学时使劲摇那台老式摇把电话的情景:电话未被邮局接上,就轻,越摇越轻;电话被邮局接上,就重,越摇越重。我现在都弄不明白,邮局在那台黑s电话机里施了什么“魔法”。电话一接上,就好像一辆汽车后面突然被挂上了一节火车皮,怎么拉都拉不动——电话摇到最后,差不多得咬牙切齿使出吃n的劲儿。那时我和柳如眉谈恋爱,我们谈了五年恋爱,我摇了五年这台电话。谈恋爱本来是一件“甜”的事情,可我现在回想起来却只有“酸”的感觉——摇电话摇得胳膊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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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41(2)
所以阎水拍局长若�
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有两个词被中国人滥用。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小姐。你想恭维一个男人,就称他为老板。一个只放有一台电脑,一台复印机,只有一个打字员的巴掌大的门面,也有一个老板。你复印几份材料,复印一页算你三毛五分钱。你问:“能不能算三毛钱?”打字员就会对你讲:“我做不了主,得问我们老板!”
骑摩的的人,只要见有人站马路边,就会殷勤地靠过来问:“老板您去哪儿?”装修房子,雇三轮车拉材料,付过运费后蹬车者笑着对你说:“老板,给五元钱太少了吧?”你一高兴,就会再给五元。就为他叫了你一声老板。
相反,你若想侮辱一个女人,就称她为小姐。小姐这种称谓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兴起时,起初并无贬意,反而有一种高贵之意。对女x的称呼由“同志”改为“小姐”,使女x普遍产生了一种x别被确认的感觉。那几年,从十七八岁的少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年城市妇女,都可称其为小姐。可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黄s娘子军一枝独秀,如蝗虫般铺天盖地而来,小姐在一夜之间成为妓女的代名词,称女x为小姐暗含着谑浪玩弄之意。紫雪某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南方来的客商在县招待所入住,出去办点事后,穿着那种背带裤兴冲冲地返回房间。楼层服务员是一个乖巧的女孩,拎着一串钥匙去开门。刚将钥匙捅进去,客人笑眯眯地对女孩说:“小姐请你帮我买两包香烟好不好啊?”服务员正欲转动锁眼儿,此时停下不转了,脸含怒意质问客人:“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客人大惑不解,按女孩要求将那句话一字不差重复了一遍。女孩生气地拔出钥匙,对客人说:“你母亲才是小姐!”然后跑过去伏在服务台,“呜呜呜”哭起来。
用“目不暇接”这个词来形容二十世纪末中国人的心理感受,应该是恰当不过的。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时间,中国几乎一年一个变化:男人穿得越来越精神了,女人穿得越来越少了;人们走路的劲头越来越大了,眼里的茫然越来越多了。庸俗的词一夜之间变得高贵起来,比如老板;高贵的词一夜之间变得庸俗不堪,比如小姐。新的名词不断涌现,新的、精巧的商品不断出现在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我调入玻管局工作后,亲眼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飞速变化。这十年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前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累积起来的发展速度。五六十年代,在广大农村,中国人只知道在门d里哇哇叫的那个东西叫喇叭,噪音有时候比“正音”大。即使在城市,也只见识过可以拿在手里拔出一根天线听的那样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叫半导体收音机。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我们紫雪市才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拥有一台十八英寸的大彩电也会令某一个家庭自豪。直到1986年前,紫雪市还只有那种“摇把子”电话,从市委、市政府的值班室往县里尤其是乡镇挂个电话,比现在往美国打个电话要困难得多。我们阎局长召开局务会时,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哪个轻哪个重,请同志们掂量掂量!”如果阎局长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想起我在袁家沟中学时使劲摇那台老式摇把电话的情景:电话未被邮局接上,就轻,越摇越轻;电话被邮局接上,就重,越摇越重。我现在都弄不明白,邮局在那台黑s电话机里施了什么“魔法”。电话一接上,就好像一辆汽车后面突然被挂上了一节火车皮,怎么拉都拉不动——电话摇到最后,差不多得咬牙切齿使出吃n的劲儿。那时我和柳如眉谈恋爱,我们谈了五年恋爱,我摇了五年这台电话。谈恋爱本来是一件“甜”的事情,可我现在回想起来却只有“酸”的感觉——摇电话摇得胳膊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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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41(2)
所以阎水拍局长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