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 部分
�股长、副股长都要他亲自拍板，否则自食苦果。去年秋天他外出一个月还未回来，有一个股的副股长突然撒手西归，又值该股业务旺季，股长多次找在家主持工作的马乡长，希望尽快选派一名副股长协助他工作，否则将影响全乡的整体工作。马乡长经认真考虑，主持召开了党委会议，一致通过该股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补任为该股的副股长，工作起来确实胜任，全股上下得心应手。
姚书记回来后颇有微辞，先后三次去该股抽查工作，终于发现该股在该副股长卫生分担区内按规定多栽了五棵j冠花，少栽了五棵月季花。姚书记对此十分重视，在大会上明确表态：千里之堤，溃于蚁x，事虽小，反映了我们的机关干部，甚至是中层领导干部与党委不能保持一致，我行我素，老子天下第一，别人都是臭皮匠，只有自己是诸葛亮，高傲自大，目中无人……此事在连续讲了半小时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北京长途，才使讲话中途夭折。否则还说不上会借题发挥多久。会后好心的同志就劝这位副股长赶紧找姚书记陪个礼，最好买点东西看看外出刚回来的姚书记，偏偏这位副股长属死脑筋一类人物，认为自己无大毛病。姚书记是无限上纲，j蛋里挑骨头。不能给他养成这个坏毛病，况且领导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以教育为主，说过拉倒，哪有那么小肚j肠，不吃人饭的。结果三天后该副股长给解除了职务，从外股调进一个女同志接替了该职。尽管该股后来的工作每况愈下，姚书记的态度仍十分坚定：在用人问题上还是要把革命化放在第一位，要先算政治账，后算经济账。人选准了，没有钱可以想办法挣到钱，没有产值可以创造条件创造产值。如果人选错了，有了……据说该女同志谋到该职。是在未失身的情况下按规定（不成文的）给姚书记交了足额的c心费才谋得的。据说这里要当什么干部，整到什么级别都是有一定额度的，此额度虽无明文规定，拟谋职的人都能十分认真地履行，非常信誉地遵守。如当副股长，应花八百——一千五百元；股长为一千五百——三千元；好的站所长为三千——五千元；副乡长为一万元等等。凡有点条件又能交到此额度的都能如愿以偿。
也有手里没钱又想挑担子当领导的，这人叫孙文修，身材魁梧，一表人才，脑袋长得比园艺师修剪得还齐整。就是整天惦记着领导给他压担子当个股长副股长什么的。可他一无靠山，二无金钱，就是有点现钱，他那个病包子媳妇（当初也只长了个衣服架子）也是有一分钱等着花两分钱的角色，他只能靠自己。于是他有事无事常在姚书记家里，壶里没水去灶前烧水，院子里有草毛毛就拿条帚去扫院子，煤堆冻了就拿铁镐去刨煤，和煤、生炉子、剁j食、剖鱼腹等都是不可缺少的服务系列，实在没事就拿着苍蝇拍子里外屋撵着打苍蝇，赶蚊子。天下雨了，他拿自己的伞悄悄送到姚书记办公室；天下雪了，他夹着大衣悄悄走到姚书记身边。结果眼看着股里股长、副股长的位置都满了，姚书记也没有点头的意思。他的修养就在于不急躁，不泄气，一天到晚只要有时间仍长在姚书记家里，该干啥照干不误，一点焦灼和期待的征兆都看不出来。好像这是一种本份，一种神圣的义务，以至有一天晚上姚书记在家里坐着坐着突然感到闹心，到卫生院又查不出什么毛病，姚书记媳妇于晓梅也没来由地屋里屋外直打转转。后来孩子提醒他们；孙叔叔晚上没有来。两口子这才恍然大悟，心情也很快平静下来。原来那天晚上孙文修媳妇病重，他正陪着打点滴呢。终于在四年后，姚书记第二个孩子也已三岁，于晓梅连块n布都没捞着洗，说句难以启齿的话，她的血裤衩都是孙文修一点一点给搓净的。但姚书记歪着头，在屋子里犹犹豫豫地转游了半个小时，最后咬咬牙，还是没有启齿。最后于晓梅在一次与胡厂长外出回来借着酒力，终于忍不住了：“姚长生，你还有没有点人心，什么大不了的，差多少钱，我给行不行，不就一个破股长么，非得死人咋的？”姚书记咬咬牙，惨白的脸上也泛起一片红润：“明天吧”。
姚书记回来后颇有微辞，先后三次去该股抽查工作，终于发现该股在该副股长卫生分担区内按规定多栽了五棵j冠花，少栽了五棵月季花。姚书记对此十分重视，在大会上明确表态：千里之堤，溃于蚁x，事虽小，反映了我们的机关干部，甚至是中层领导干部与党委不能保持一致，我行我素，老子天下第一，别人都是臭皮匠，只有自己是诸葛亮，高傲自大，目中无人……此事在连续讲了半小时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北京长途，才使讲话中途夭折。否则还说不上会借题发挥多久。会后好心的同志就劝这位副股长赶紧找姚书记陪个礼，最好买点东西看看外出刚回来的姚书记，偏偏这位副股长属死脑筋一类人物，认为自己无大毛病。姚书记是无限上纲，j蛋里挑骨头。不能给他养成这个坏毛病，况且领导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以教育为主，说过拉倒，哪有那么小肚j肠，不吃人饭的。结果三天后该副股长给解除了职务，从外股调进一个女同志接替了该职。尽管该股后来的工作每况愈下，姚书记的态度仍十分坚定：在用人问题上还是要把革命化放在第一位，要先算政治账，后算经济账。人选准了，没有钱可以想办法挣到钱，没有产值可以创造条件创造产值。如果人选错了，有了……据说该女同志谋到该职。是在未失身的情况下按规定（不成文的）给姚书记交了足额的c心费才谋得的。据说这里要当什么干部，整到什么级别都是有一定额度的，此额度虽无明文规定，拟谋职的人都能十分认真地履行，非常信誉地遵守。如当副股长，应花八百——一千五百元；股长为一千五百——三千元；好的站所长为三千——五千元；副乡长为一万元等等。凡有点条件又能交到此额度的都能如愿以偿。
也有手里没钱又想挑担子当领导的，这人叫孙文修，身材魁梧，一表人才，脑袋长得比园艺师修剪得还齐整。就是整天惦记着领导给他压担子当个股长副股长什么的。可他一无靠山，二无金钱，就是有点现钱，他那个病包子媳妇（当初也只长了个衣服架子）也是有一分钱等着花两分钱的角色，他只能靠自己。于是他有事无事常在姚书记家里，壶里没水去灶前烧水，院子里有草毛毛就拿条帚去扫院子，煤堆冻了就拿铁镐去刨煤，和煤、生炉子、剁j食、剖鱼腹等都是不可缺少的服务系列，实在没事就拿着苍蝇拍子里外屋撵着打苍蝇，赶蚊子。天下雨了，他拿自己的伞悄悄送到姚书记办公室；天下雪了，他夹着大衣悄悄走到姚书记身边。结果眼看着股里股长、副股长的位置都满了，姚书记也没有点头的意思。他的修养就在于不急躁，不泄气，一天到晚只要有时间仍长在姚书记家里，该干啥照干不误，一点焦灼和期待的征兆都看不出来。好像这是一种本份，一种神圣的义务，以至有一天晚上姚书记在家里坐着坐着突然感到闹心，到卫生院又查不出什么毛病，姚书记媳妇于晓梅也没来由地屋里屋外直打转转。后来孩子提醒他们；孙叔叔晚上没有来。两口子这才恍然大悟，心情也很快平静下来。原来那天晚上孙文修媳妇病重，他正陪着打点滴呢。终于在四年后，姚书记第二个孩子也已三岁，于晓梅连块n布都没捞着洗，说句难以启齿的话，她的血裤衩都是孙文修一点一点给搓净的。但姚书记歪着头，在屋子里犹犹豫豫地转游了半个小时，最后咬咬牙，还是没有启齿。最后于晓梅在一次与胡厂长外出回来借着酒力，终于忍不住了：“姚长生，你还有没有点人心，什么大不了的，差多少钱，我给行不行，不就一个破股长么，非得死人咋的？”姚书记咬咬牙，惨白的脸上也泛起一片红润：“明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