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半多。”我刚吃完两碗干饭，开始自夸。

  “好，我有些专业的英文东西需要找人翻译，我希望能翻译得象中文。我的秘书找了几家翻译公司，都说干不了。”

  “你是找对人了。我们爷爷乃乃辈的教授们，从小上教会学校长大的，说英文比说中文利落。但是这些人还健在的，在国内的，都忙着给中央首长看病呢。人家不可能给你翻东西。中间这拨人，不提也罢，看洋妞兴奋，看洋文就困。再数，就是我们了。”我没有穿明黄套装，没有金发碧眼，但是我也希望能够亮丽。

  “我有三盘关于流式细胞仪的录像带，需要翻译成中文，然后请人配音。我没有原文，我只有录像带，你别皱眉头，如果好做，我就不找你了。你可能需要先听写下原文，再翻译。我要得很急，我要赶一个会，你有三天时间。录像带就在我包里，吃完饭我给你。秋水，得一个教训，牛皮不是可以随便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我能给你弄出来。”

  “你如果弄不出来，我就告诉我的老板，在北京没人能弄出来，那个会赶不上了。”

  “好。”

  “价钱怎么算？”

  “算我帮你忙吧。我吃了你的嘴短。”

  “秋水，再给你一个教训，这个世界上存在两个人互相喜欢，但是不存在帮忙。你开个价吧。”

  “我和你说的世界可能不是一个。我的世界有‘有所不为’，有‘天大的理敌不过我高兴’，有‘这件事我只为你做’。不管了，今天的馆子是我点的，翻译的价钱你定吧。”

  “好，英译中，翻译公司千字三百，加急五百，我给你再加倍，千字一千。”

  “好。三天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拎着一提兜麻醉机说明书和柳青的三盘录像带回到宿舍，桌子上有一张字条，王大的字体，肥硕而零乱：“秋水，我们去喝大酒了。你看见字条，马上滚过来。我们在东单大排挡，辛荑发现的一个新地儿，就在东单电话局西边一点，临着长安街。”

  时间已过十一点，校门已经锁了，但是大酒一定要喝。我们的校门（还有世界上其他很多门）上锁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闲杂人等出入，一把锁根本防不住。而是走个形式，让真正需要进出的人多些麻烦。为了喝大酒，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翻门而出再翻门而入。这种不十分正当的出入方式让我们兴奋不已，让我们的大酒多些威力，好象我们暂时脱离固有的生活，在做一件不十分正当的事情。

  我们的校门三米多高，铁质绿漆，顶端为梭镖头状。翻的时候不能十分大意，否则梭镖头戳下t，即使不出血也会胯间软组织挫伤，走路的时候下t沉重而疼痛，一步一颤，让人怀疑是否性j过度。我翻过大门的时候，月光很好，“勤奋、严谨、求精、献身”的八字校训在月光下隐隐发光。值班室的白炽灯亮着，校卫队队长带着几个校卫队员在值班室打扑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我们的学校建在东单和王府井之间，虽然学生难以心不旁骛，但是喝大酒却十分方便。东单和王府井之间不仅有事事儿的王府饭店、找两黑人穿个白汗衫把门就冒充高档色情场所的和平迪厅，还有很多小馆。喝大酒要到小馆去，大馆子不行。大馆子太贵，为假装漂亮的环境和假装高雅的服务小姐，一瓶酒多付十瓶酒的价钱。喝得兴起，下月的伙食没着落了。大馆子事儿太多，说话声音不能太大，说话内容不能太怪力乱神，不能随地吐鱼刺，不能光脚穿鞋，喝到酒酣不能光膀子，喝到一半就把灯熄了说下班了下班了。大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