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部分
�到不那么胆小的人。
我照做了。我去了那儿,很快访遍了那个畜生周围的邻居。我还见到了看门人,从那儿打听到了那帮退休老头和整日坐在那儿聊天儿的老太太们的地址。但他们全都拒绝帮助我。
有的谎称他们什么也没听见,而其他人则说他们倒是听到了声音,但什么也没看见,所以无法出来作证。还有的人干脆拒绝与我谈话,说:“这不关我们的事。”
一个老头子甚至恼怒地说:“我们决不会去法院作证。我们是正派人家。”
有个将军就住在我听到里面放音乐的那套房间。他穿着一身制服出来把我让进屋里。我告诉他我是谁,想干什么。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打过仗的人不会是胆小鬼。可你们猜这老畜生说什么?“正派的姑娘不会弄到被人qg的地步。怎么没人qg我的女儿。”
这话气得我差点儿背过气去,太伤人了。后来我把这老畜生和那个施虐狂一块报复了一下,不过这事将来再告诉你们。我费了半天劲唯一的收获就是:看门人把我的鞋还给了我,这是她早上在楼道里捡到的:“看得出来,这鞋挺贵的,所以我就捡了起来,我想可能会有人来找的。”
我回去找那个侦查员,告诉他我的进展情况,并要他给我查验身体。他说他不能那样做:“要是立了案而又破不了,那我会受批评的。最好别开这个头。”
我这才知道他也不想帮助我。我感到绝望极了,好象整个世界都跟我过不去,真想一死了之。当然,我没死,而且我现在很高兴我没死,因为事情的结局很好。
“那你是怎么报复他的呢?”女人们问。
“妙极了。直到现在他还在为那次生日付出代价,而且将来付出的还要多,虽说并不是我干的。现在我一提起这事就恶心,另找时间再给你们讲吧,姑娘们。”
“好主意,”瓦伦蒂娜说。“我们女人不断遭到s扰,受到污辱,但有时我们也进行报复,哪天我们该谈谈这个问题。”
大家都同意。现在该佳丽娜讲故事了。
故事之六
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了她何以代人遭受过强暴。
我的不幸遭遇是由于我自己的愚蠢,而不是由于本来可以信任的人:树友为敌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
一年深秋,我由莫斯科出发去探视斯拉瓦。我乘坐的车晚点十分钟,而这十分钟是很关键的。问题是,根据列车时刻表,列车到达波马后仅二十分钟,去斯拉瓦的集中营所在地巴拉什沃的列车就要开车。在这二十分钟里,我要带着一堆沉重的包裹下车,过长长的天桥,然后还要走几百米才能赶上去集中营的列车,他们管这趟车叫“杜鹃”。不管怎么说,显然我赶不上“杜鹃”了。但我又耽误不起:探视被安排在第二天,要是赶不上那趟车,第二天上午就到不了巴拉什沃,而中午一过就没再为我安排探视了。这样我就会失去一天,我们相聚的时间就不再是三天而只有两天了。也许会因我迟到而完全取消这次会面。一切的一切都可能因晚点十分钟而泡汤,这太不公平了。
我跳下乘坐的莫斯科来的列车,急忙走上天桥。我手里拎着几个小包,身上背着个大旅行袋,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刚走到天桥中央便见“杜鹃”在脚下徐徐开动了:三节乘客车厢,一节一面带窗户的犯人车厢。我把大小包裹摔在地上,坐到上面,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等平静了一会儿,我便决定到公路上去搭车。路上过往的车辆不多,但我还是站在路边,一有车过我就招手�
我照做了。我去了那儿,很快访遍了那个畜生周围的邻居。我还见到了看门人,从那儿打听到了那帮退休老头和整日坐在那儿聊天儿的老太太们的地址。但他们全都拒绝帮助我。
有的谎称他们什么也没听见,而其他人则说他们倒是听到了声音,但什么也没看见,所以无法出来作证。还有的人干脆拒绝与我谈话,说:“这不关我们的事。”
一个老头子甚至恼怒地说:“我们决不会去法院作证。我们是正派人家。”
有个将军就住在我听到里面放音乐的那套房间。他穿着一身制服出来把我让进屋里。我告诉他我是谁,想干什么。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打过仗的人不会是胆小鬼。可你们猜这老畜生说什么?“正派的姑娘不会弄到被人qg的地步。怎么没人qg我的女儿。”
这话气得我差点儿背过气去,太伤人了。后来我把这老畜生和那个施虐狂一块报复了一下,不过这事将来再告诉你们。我费了半天劲唯一的收获就是:看门人把我的鞋还给了我,这是她早上在楼道里捡到的:“看得出来,这鞋挺贵的,所以我就捡了起来,我想可能会有人来找的。”
我回去找那个侦查员,告诉他我的进展情况,并要他给我查验身体。他说他不能那样做:“要是立了案而又破不了,那我会受批评的。最好别开这个头。”
我这才知道他也不想帮助我。我感到绝望极了,好象整个世界都跟我过不去,真想一死了之。当然,我没死,而且我现在很高兴我没死,因为事情的结局很好。
“那你是怎么报复他的呢?”女人们问。
“妙极了。直到现在他还在为那次生日付出代价,而且将来付出的还要多,虽说并不是我干的。现在我一提起这事就恶心,另找时间再给你们讲吧,姑娘们。”
“好主意,”瓦伦蒂娜说。“我们女人不断遭到s扰,受到污辱,但有时我们也进行报复,哪天我们该谈谈这个问题。”
大家都同意。现在该佳丽娜讲故事了。
故事之六
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了她何以代人遭受过强暴。
我的不幸遭遇是由于我自己的愚蠢,而不是由于本来可以信任的人:树友为敌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
一年深秋,我由莫斯科出发去探视斯拉瓦。我乘坐的车晚点十分钟,而这十分钟是很关键的。问题是,根据列车时刻表,列车到达波马后仅二十分钟,去斯拉瓦的集中营所在地巴拉什沃的列车就要开车。在这二十分钟里,我要带着一堆沉重的包裹下车,过长长的天桥,然后还要走几百米才能赶上去集中营的列车,他们管这趟车叫“杜鹃”。不管怎么说,显然我赶不上“杜鹃”了。但我又耽误不起:探视被安排在第二天,要是赶不上那趟车,第二天上午就到不了巴拉什沃,而中午一过就没再为我安排探视了。这样我就会失去一天,我们相聚的时间就不再是三天而只有两天了。也许会因我迟到而完全取消这次会面。一切的一切都可能因晚点十分钟而泡汤,这太不公平了。
我跳下乘坐的莫斯科来的列车,急忙走上天桥。我手里拎着几个小包,身上背着个大旅行袋,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刚走到天桥中央便见“杜鹃”在脚下徐徐开动了:三节乘客车厢,一节一面带窗户的犯人车厢。我把大小包裹摔在地上,坐到上面,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等平静了一会儿,我便决定到公路上去搭车。路上过往的车辆不多,但我还是站在路边,一有车过我就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