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知出了什么事，就简单介绍了一下扎尔基。

  “那就留下他吧。有几位刚刚从莫斯科来的同志，要给我们说说党内的近况。我们决定借用贵处开个会，也可说是内部会议吧。”朵拉作了一番解释。

  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与会的几乎都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舍夫谈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些情况。

  “在这节骨眼上，我们必须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巴尔塔舍夫最后说，“我明天就赶回去。”

  在保尔房间里开会后的第三天，疗养员们都提前出了院，保尔也是疗养期没满就走了。

  他在团中央并未呆多久，便被委派到一个工业区担任共青团地委书记。市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听到他的首次讲话，是在一周以后。

  深秋。那天保尔同两名陪同乘上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去离城里很远的一个区。汽车翻进了路边的沟里。

  车上的人都伤得不轻。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后，他被送进了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为他诊断，检查肿胀的膝盖，看了x光片后主张立即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早上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拍板，然后走了。其他的医生也跟着他离开。

  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明亮而干净，散发出一种保尔忘却已久、医生所特有的气味。保尔环顾四周，全部的摆设只有一只铺着干净桌布的床头柜和一张白色的凳子。

  医护人员把晚饭送来了。

  保尔不想吃饭。他靠在床上写信。腿上的阵痛影响了思考，胃口也没了。

  保尔刚写完第四封信，房门被轻轻拉开了。一个白衣女医生来到床前。

  保尔从夕阳薄薄的余辉中看出，她描着细细的眉毛，长着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你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轮到我值班。现在我跟您提些问题。无论愿意与否，您得说出详细情况。”

  女医生嫣然一笑，这使得“审问”不太令人反感了。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连自己，而且连祖宗三代的事情也都说了出来。

  几个戴着大口罩的人在手术室里头。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闪发光，长长的手术台底下放着一只大盆。保尔在手术台上躺着，教授很快洗完了手。在保尔身后，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迅速进行着。他扭过头望了望。护士在放置手术刀和镊子，病房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

  “别看，柯察金同志，这会刺激您的神经的。”她低声吩咐。

  “医生，您是说谁的神经来着？”保尔不服气地笑笑。

  几分钟后，保尔的脸部已被厚厚的面罩遮住。教授说：

  “别紧张。这是氯仿麻醉。您用鼻子深呼吸，同时数数试试。”

  面罩底下传出低闷的、静静的声音：

  “好。也许我会说点粗话出来，所以先说一声抱歉。”

  教授被逗笑了。

  开始的几滴氯仿麻醉液散发出阵阵令人窒息的怪味。

  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