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保尔在外边，等着茨韦塔耶夫出来。

  “一起走吧，咱们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面前，说道。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语气生硬。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同他并肩走了几步，来到一张长凳旁边。

  “坐一会儿吧。”保尔自己先行坐下。

  茨韦塔耶夫坐下了，手里的香烟烟头忽明忽暗，闪烁不定。

  沉默蔓延在两人之间，有好几分钟。

  “茨韦塔耶夫，说吧，你为什么讨厌我？”

  “原来你要谈这个，我以为与工作有关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讶，显得很做作。

  保尔毅然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装了，有话就直说。为什么你老是看我不顺眼？”

  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扭扭身子。

  “缠我问这干吗？谁恨你了？最早提出让你出来工作的是我。当时你一口拒绝了。结果现在倒像是我在排挤你似的。”

  保尔听不出半点诚意。于是仍旧把手按在他的膝盖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说：

  “你不想说，那让我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以为我想挡你的道，想挤下你坐上书记的位子，对不对？如果不是这么回事，你也不会为了菲余的事跟我大闹一场。这样别扭下去对我们的整个工作是有害无益的。要是这仅仅影响咱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那无所谓，随便你去怎么想都成。可以后咱们还要一起工作，这样产生的后果会怎样？所以，你听我说，咱们毫无必要势不两立。你我一样，都是年轻工人，只要你认为大家共同的事业是第一位的，就把手伸给我，从明天起咱们团结协作一起努力。如果你不愿剔除那个小人念头，继续破坏原则作无谓的纷争，那么，为了不损害事业，我会寸步不让，坚持斗争。这是我的手，伸向你。握住吧，这是同志的手。”

  保尔非常满意，他感觉到在他的手掌上，已经放上了茨韦塔耶夫那骨节突出的大手。

  一星期后，快下班了，区党委的各个办公室已渐渐安静下来。托卡列夫还没走。这位老人正坐在圈椅里，全神贯注地看一些新材料。这时候有人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说道。

  进来的是保尔，他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东西？”

  “是我担负责任的时候了。您看，老人家，这是我的保证。全是诚心的话，支持我吧！”

  看了表格，又看了一眼年轻人，托卡列夫在保尔的入党介绍人入党年份栏上认真地、工整地写上“一九○三年”，随后在旁边附上自己的名字。

  “我非常信任你，孩子。你会为我争气的。”

  房里又闷又热，使人透不过气来。人人都想去那火车站旁的索罗缅卡路边的树下凉快会儿。

  “保夫卡，我都快热晕了，别学了。”茨韦塔耶全身大汗地对保尔说。卡秋莎等人也附和着。保尔合上书，结束了学习。

  正当大家要走的时候，那部挂在墙上的老电话响起了刺耳的铃声。茨韦塔耶夫抓过话筒用最大的声音向电话喊着。

  他挂了电话，回身对保尔说：

  “装载着波兰领事馆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