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干记者了，要做其他事。记者不是太苦，而是太让人花眼。越是做记者，心里越不平衡。尤其是象她那样的经济记者。而做其他事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提高自己的学历，将来读个研究生什么的。否则，要找一个理想的职业也很困难。

  读研究生是她早就有的想法，只是条件不成熟。现在辞职了，有时间了，除了每天烧饭外，基本上没什么事。这就给她提供了学习的时机。她的想法得到了赵德发的支持和鼓励，赵德发说：“你用心学习。做饭是可做可不做的。我也想过了，年纪轻轻的，成年累月围着灶台，那也不是回事。”于是，欧阳一虹就到书城买了许多专业书籍，决定把读书变成她辞职后的第一职业。

  要说比较稳定的，还是我和刘真的关系。我不担心她，她也不担心我。我们象两颗亿万年前的古生物化石，早就定型了。不容易再变了。我们彼此之间高度信任着。刘真是那种很会调节生活的人，她并不要我每天都给她做饭，她知道那样会把我弄腻的。每周都有几顿饭放在外面吃。她开着车，拉着我，满上海找吃的。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有时为一顿饭跑几十公里路。装一肚子饭，经过一路颠簸，回来时胃又空了。又找个地方吃。有时我们也会玩到很晚才回家。在外面，我们也象那些小青年一样，手拉手地坐在石凳上，互相依偎着，情意绵绵地看着路人，也接受路人对我们的观看。

  那天晚上在淮海路上，我指着刚刚嫁接的一棵树问她：“你知道农民是怎样形容果树嫁接的吗？”刘真说不知道。我说：“他们编的顺口溜是：你不嫌我小，我不嫌你老。只要是皮挨皮，r挨r，照样活到老。”刘真说：“这不是在说树，是在说我们。”我说：“你又不老喽。”

  我们过得都好。过得最让人焦心的是小胖子。都是因为母亲的病。自从上次母亲得知他要买房结婚后，她的健康状况一直起伏不定，时好时坏。弄得小胖子不敢再把有关房屋装修的资料和刊物放在家里了。母亲看见之后就火上心头。房子在她心中成了魔鬼。看到纸上的新房，她就想到小胖子要弃她而去。在装修房子的日子里，小胖子的心情被劈成了两瓣，一瓣是热的，那是新房给他的快乐；一瓣是冷的，新房给他派生出了无穷的烦恼。有几天时间，母亲老是在三更半夜吵人。小胖子第二天要上班，一吵，他就睡不着了，就往周雪梅那里跑，在她那里躲一夜。

  这天小胖子很高兴，下午单位聚餐，发了三千块钱奖金，回家的路上给母亲买了一点零食。母亲在家没事时喜欢吃点小食品。每回发了奖金他都要给她买点东西回去。或者是给她钱，让她自己买。晚上，小胖子回去时，又看到母亲在玩上吊的把戏，一头套着脖子，一头拿在手上。小胖子急了，冲上去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绳子，从她脖子上取下来，说：“妈，你不玩这个好不好？”母亲怒目圆睁地看着。之后，母亲就伸出了手，狠狠向步胖子打去。说：“你给我滚！”

  小胖子又挨了一巴掌，让他滚蛋。母亲在打过他之后，就关注起自己的手来。手心手背反复看。小胖子这才惊异地发现，母亲的指头上涂满了指甲油。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涂上了粉红色的指甲油，做儿子的比挨巴掌还难受。母亲认真地看着自己的每一个指甲，象是在检查油彩涂得是否均匀，更象是在观察它们打人的威力。母亲神情专注的样子，如同一个注重细节描绘的小说家。一股悲悯之气向小胖子袭来，他有些伤心地想：这个家里，有资格说滚蛋的应当是我，而不是你！可他能这样说吗？那是不能的。

  小胖子强忍着疼痛，把屋里所有的绳子都收拾起来，怕她再玩。然后，小胖子拿起汽车钥匙，悻悻地走了。见不胖子拿着绳子出去了，母亲在屋里开怀大笑。

  小胖子跌跌撞撞地赶到周雪梅那里的时候，周雪梅正坐在床上打毛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