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燕咬牙切齿道：

  “大意了，当真是大意了。原以为四月间击溃孙国乃是贼兵侥幸，断没想到贼兵竟会以退为进，集中兵力先攻咸国。”

  要说黑巾军短期内聚集几十万兵力倒也并非不可能，黑巾军兵力来源无非两种，一是受到剥削压迫的农民、佃户和奴隶，这部分兵员数量广大不考虑质量，少说百十来万，只多不少。

  此外还有孙国哗变的十万镇东军，以及各郡县哗变郡兵，此番又得咸军哗变战卒六万多人，其正规野战军不下二十五万人。

  再有基础庞大的农民起义军，和府库军械装备起来的军团，只要有足够的粮食共应养活几百万人口，这么多人口可以短时内完全脱离生产，全数投入战争运动，在短时间内聚集成百上千万的战卒并非不可能。

  五十万战卒恐怕就是如此拼凑起来的大军，倘若合计其他战线，黑巾军可以投入作战的总兵源至少达到八十万人。

  农民起义最大的弊端是可持续性极短，往往一两年就偃旗息鼓。究其原因在于农民军并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和人心聚散。

  农民起义军早期后勤更多依赖于打土豪杀权贵，掠夺官仓为主要获得来源，当官府组织反击，严控战略物资，仓促起兵的农民起义军大多来不及去思考经营根据地，多数会因钱粮等后勤彻底枯竭而最后失败，甚至被官府分化利诱最后土崩瓦解。

  人心聚散同样也是致命硬伤。

  起义军绝大多数是受到极端压迫和剥削的穷苦大众，愤一时之气而揭竿而起，士气极其锋锐，随着战事的持久，此种士气难以长期保持。

  当从最初的杀人转变成惶惶不可终日时，农民起义军的士气和战力，由此开始衰减，绝大多数农民起义军无法成事的很大原因，便是不能愈挫愈勇最终坚持下来。

  随着后勤的越发匮乏，农民军早晚要被更强势的势力所兼并。而最终能够通过民变攫取权利的，又都是混迹或是投靠起义军的权贵阶层。

  农民起义军要想存活下去，最后又变成不得不依附某些，所谓不得而以而为之的不满权贵阶层。倘若没有权贵阶层暗中扶持，仅凭农民起义军手中的资源，根本无法负担起整个战争的筹措运营。

  然黑巾军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通过攻占官仓，大量获取粮食、军械，既不组织人丁恢复农业生产，实际上因蝗灾，今年也根本没有恢复农业生产的可能。

  同时又通过假黄金大量从外部获得战争所需的资源，由此将能够投入战争的男丁悉数发动起来，以求短时暴兵，发动超大规模攻击，以常人难以想象的人力发动全线战争，不断通过战争，将控制领地推向囤粮与可耕种地区，以达到占领富庶产粮区，掠夺国库，的最终目的。

  催发此种战争潜力，将以彻底放弃生产力，将人力资源全部转入战争为代价，更像是一种极端的战时动员体制，非极具煽动性的邪教难以做到。

  一旦实施该种邪教体制，其短时将带来极大破坏力，动则就能以几十万近百万战卒，几百万的民夫运力发动对外征战，对于常备兵只有四五十万的大国，仅数量优势，便可抵消几乎全部质量优势。

  更何况列国都有边防重任，调动二三十万大军平叛已是极限，遭遇数倍于自己的贼兵，于添油战术根本无异，甚至无形当中还帮黑巾军锻炼了兵卒和阵战能力。

  而中原地区咸国国力无疑最弱，黑巾军突然停在宫都城以南，而后引诱吕济南下，目的意在为黑巾军将战力从孙国调往咸国，最后再鲸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