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婚姻，是成就于一个城市的毁灭一样。张胡之恋，亦如乱世佳人般虽透着奇迹般的传奇性，但终会因其根基的沙砾之散而不能长久。所以，一旦天下太平，这样的奇世姻缘也随之瓦解，只留下一段不够醒目的“传奇”。人们对张爱玲的政治态度，也常常追究于这一段婚史，这当然是个人感情的私事。但在平时的活动中，张爱玲还是守住了一条界线，一九四五年当“第三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在报纸上登出张爱玲的名单后，很少受舆论影响的张爱玲也特此登报声明：“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这段文字足以见出张爱玲对此事的郑重其事。这说明，她对自己参加的活动具有什么性质是清醒的，在她心中，是守住了一条是非界线，在这一点上，她不同于胡兰成，不能因为她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而将她等同于胡兰成。她不过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政治。

  第三章　苍凉的美丽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张爱玲虽还有新作出现，但已不像前两年如喷泉般文思畅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但这一时期，张爱玲仍旧写了不少作品，主要小说创作是《留情》（一九四五年二月）、《鸿鸾禧》（一九四五年）、《华丽缘》（一九四七年四月）、《多少恨》（一九四七年）、《相见欢》《浮花浪蕊》（一九五年），还曾用梁京的笔名在上海《亦报》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些小说的技巧更见圆熟，小说内容虽然亦是一样的男欢女爱的残缺的爱情故事，但从中可见小说人物的传奇色彩正逐渐减弱，而笃实、平稳的人生一面更加突出。《十八春》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亦写的一个令常人难以接受的姐姐合同姐夫陷害妹妹的传奇故事，但人物内心活动的幽怨与沉静，在生活绝望处的身毁心不毁，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一些作者愈加成熟世故的色彩，人生在张爱玲的笔下愈发见其直突，以至小说一经连载便引起一阵轰动，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女子，从报社探悉出张爱玲的地址，竟寻到她的公寓里来，倚门大哭，使张爱玲感到手足无措。幸好那时她跟姑妈一起住，姑姑下楼去，好容易将其劝离。从技巧上看，这一时期的小说不如前二年走红时的小说机俏、华丽，但笔锋更显成熟老道。这与初时张爱玲下笔处所见到的“狂喜”有所不同。张爱玲曾说，她写作时，非常高兴，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确实如此，在张爱玲的初期作品里，字里行间皆可见出作者用词的聪慧的欢喜。

  每每在文章中，便能见出作者用笔时的愉悦与喜气，丝毫不见沾滞。而本时期的作品，这种欢喜已过，苍凉而廓大的人生背景已不是带喜气的词汇所能描摹的。她只是随着笔锋的游走，活现出人生背景上挣扎着的平凡魂灵。

  除此外，这一时期她还写了电影剧本。一九四五年初，张爱玲将中篇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颇受观众欢迎。此后抗战胜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破裂，处于转型期的张爱玲，又写了《不了情》、《南北和》、《太太万岁》等电影剧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除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问世并染有一定的时代气息，略着亮色，张爱玲在大陆再无新作问世。

  一九五年七月，张爱玲参加了上海市的第一届文代会。

  这是夏衍同志的邀请。老作家夏衍是张爱玲小说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后，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是上海文艺界的一号人物，出于爱才，夏衍曾准备邀请张爱玲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