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是政府出钱，我找个人出面负责资金调度无可厚非，如果连钱财都要当事人自己出，就没有这个道理了。”

  杨秘书苦笑一声：“三少果然聪明，一眼就看出兄弟的难处。你说的没错，这种事应该政府出钱，可是政府真的没有钱。西北军的财政情况你也清楚，就算东挪西借拿出个三万五万也是杯水车薪。再者，有何梅协定在，西北军就算是有钱也不能拿出来对抗冀东。”

  “宋将军还是不想和日本人抓破脸？”

  “谁在他那个位置上，都是一样的心思。民间的纠纷还可以推脱不知，如果西北军拿钱出来对付冀东储备银行，就成了官方对抗。一旦日本人抓到把柄，改经济冲突为武装冲突，局势就更加不可收拾。所以只能有劳三少受苦，替政府顶石臼作戏。”

  “如果我办不到呢？”

  “宋将军只能把相关情况上报南京，请上面设法解决。是死是活就全凭天定。”

  华北的问题复杂不单纯在于日本的强大武力威胁，也有地方和南京政府的微妙关系。就像杨秘书这个监军的存在一样。南京政府对于华北只能遥控，没办法实际掌握，西北军也不会甘心受南京摆布按其命令行事。

  以汤巧珍的新女性报纸为例，南京政府视其为敌人，西北军则大量订阅，在军中传看。西北军本身文盲率极高，没几个人看得懂报纸，这种所谓传看也就是一种博弈手段，和报纸质量以及内容无关，冀东问题也是如此。

  西北军不想惹祸上身，要对付冀东也最好是由南京政府出面。这样一旦引发战争，南京方面就有出兵救应的义务，不能让宋部孤军抗日。

  可是南京政府出钱或是出代理人西北军自然欢迎，如果在中日全面冲突爆发前南京派出大队人马进驻华北，西北军又要坚决反对。其中尺度拿捏尤为重要。

  按照西北军想法，对付冀东储备银行最好的模式莫过于南京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宁立言作为代理人出面和银行打对台。不管胜负西北军都能置身事外，宋哲元始终是最大赢家。

  可是南京政府显然不会按西北军的想法做。凯申先生一直把精力用于对红色武装的围剿，不想和日本冲突。更别说自己出钱却不能管事这种安排显然不符合凯申先生作风，双方在根本利益上存在分歧，必然没法达成合作。如果把问题上交，最大的可能就是冀东储备银行的事没人管，殷汝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华北局势彻底糜烂下去，最终重演九一八旧事。

  其实像杨秘书这种级别的政府人员，在这种棋盘上连小卒子都不算，他不需要出面奔走向宁立言请援，只要履行自己的本分就好。即便最后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责任也不会在他身上。

  “我刚才的话没说完，我除了是南京政府的工作人员之外，也曾有父母双亲娇妻爱子。但是现在……都没了。日本人空袭的时候，我家的房子挨了一颗zhà dàn，一家人躲在家里避战火，谁都没有逃掉。”

  杨秘书说这番话的时候表情并没有特别悲痛或是愤怒，而是一种木讷乃至漠然，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宁立言很清楚，这种表现并不是凉薄，相反是悲伤到了极处，以至于心如死灰。

  “死者以矣，为日本人荼毒之处受害者何止千万，也不差我这一家一姓。我在天津工作多年，对这座城市有很深的感情。这里有我的上司、同事、朋友……也有红颜知己。我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可是自己又没有任何力量。我只是个政府的小职员，又恰逢这等乱世，竭尽所能谨小慎微也不过保住饭碗性命。要想力挽狂澜，非三少这等人物不能为。我不是本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