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名义上的宰相之一了。

  王安石的脸色很不好看，很明显，他已经知道我从昨天入宫一直没有回家，而一进来皇帝就向他宣布了这道任命，并且任命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国公布了，朝报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消息，想阻止也来不及了。我有点担心那些给事中们，他们没有驳回这道诏书，王安石肯定会记住他们的。不过政治斗争总要有一些冤死鬼的，我也没办法……

  王安石听到我置疑他最得意的免役法，简直就是悖然大怒，不过碍于皇帝的脸面，才不好发作。他的道理倒是讲得很明白，无非是免役法有多么精密，国库每年的净入达到二三百万贯，而我则死死的攻击免役法扰民。并且再一次提出我对国富与民富的辩证观点。因为我准备得相当的充分，完全不象那些旧党一样，只是泛泛而谈，我收集了不少的真实事例，有地点有人名；也有做了不少的统计数字，指出免役法对百姓的祸害有多深；王安石对此根本无法解释，到最后他竟然赖起皮来，说这种事根本不是免役法造成的，以前也有这样的现象。我知道这种辩论手段他也曾玩过，没想到故伎重施，我毫不客气的追问：“相公谓不能保其无此，然某请问相公，免役法之前，百姓卖屋交役钱，相公可能实证？”顺便还给他带了顶帽子，“某亦敢问相公，之前百姓卖屋纳税，是仁宗皇帝时呢，还是太祖皇帝时？又因何事所致？”又批评他：“相公为宰相，为天子牧四民，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而谓不能保其无此，此非宰相之过耶？”

  这时节王安石知道不能在这问题上纠缠了，便反客为主，开始质问我：“免役法使国库岁入二三百万贯，倘无此法，国库空虚，若万一国家有事，又当如何？”我朗声回道：“前者钢铁制造之业，可使国库岁入三百万贯有余，可抵此数。又若百姓能安居乐业，则商业更加发达，而国家从中厘税，收入当在不下数百万贯，然非眼光长远者不能谋此。”

  我又补充说：“臣非请废免役法，乃请修改免役法。臣以为，可以复熙宁之前旧制，五等人家，数年一轮，以服国家之役，若百姓财有余力，则可以主动交钱免役，由官家请人代服此役，若贫家无力支付，则一凭旧制。并且适减役期。如此则有免役法之利而无免役法之害。”

  我的这种做法，对地主士绅是很有利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合法的通过交一定的钱来免除差役，而一般的人家，则可以数年内集中数月的差役，不需要去交钱。另外我希望皇帝减少他们服差役的时间。这个自愿的原则下，官府小吏就不会有借口来翻手为云了。但是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废除了免役法，因为其精神和王安石的政策完全不同了，所谓的修改，不过是给王安石下台罢了。而这样做，虽然保留了王安石的颜面，却让他的改革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一下子要减少国库一大笔收入，为了给喜欢国库满满的皇帝一种安慰，我又告诉皇帝，凡是想出钱免除差役的，必定是有钱人，不想出钱的，则是穷人无疑。所以之前的五等人家不同差役的政策虽然仍可以继承，但是也可以有一定的修改，那就是凡是出钱免差役，我们可以把钱翻一倍。想不做事，就多出钱吧，反正这些地主们也有钱。

  这样的话虽然收入少了，国库也有得嫌呀，至于有钱人多交点钱，就当纳个人所得税好了。我带点恶意的想着。并且我告诉皇帝，将来倘若老百姓中有钱的人多了，国库收入的免役钱就会更多，在一个良性循环下，不一定比现在收的少。

  我不太能理解王安石此时的心情，不过我知道王安石肯定会提出辞呈的。王安石本质上倒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他的财经政策有点差劲罢了，属于那种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他当然有私心，但是有私心和有坏心，还是两码事的。一个人身处高位，为自己的权位和儿子谋划，是人之常情。只要他能把握这个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