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越性”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取笑某个群体。英国人向来喜欢讲爱尔兰人的笑话，美国人喜欢取笑波兰人，加拿大人总拿纽芬兰人开涮，法国人总爱嘲讽比利时人，而德国人调侃的对象是本国的奥斯特弗里斯兰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一群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另外一群人的痛苦之上。

  1934年，伍尔夫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发表了“优越性”理论的首个实验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分别请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评估各种笑话的可笑程度。为了尽量控制笑话的呈现方式，研究人员把所有的笑话印在了一条长140英尺（约43米）宽4英寸（约10厘米）的布上，然后以固定的速度把长长的布条从实验室墙上的开孔里穿过，确保每位参与者一次只能看到笑话中的一个单词。每则笑话的结尾处都会印上一个星号。只要一看到星号，参与者就必须喊出他们觉得刚看到的笑话有多好笑。笑话的好笑级别介于-2 （非常无趣） 和+4 （非常幽默）之间。正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所预测的那样，非犹太人会觉得贬损犹太人的笑话更可笑一些，而犹太人更喜欢贬损非犹太人的笑话。实验的另一部分是探索有关对照组——贬损苏格兰人的笑话对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来说是不是一样好笑。研究人员向参与者呈现了一系列贬损苏格兰人的笑话，比如下面这则经典笑话：为什么苏格兰人高尔夫打得那么好？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击球的次数越少，球的损耗也就越少。结果惊奇地发现非犹太人比犹太人更觉得这则笑话好笑。开始的时候，研究人员在想是不是因为非犹太人更有幽默感，后来意识到选择贬损苏格兰人的笑话作为对照组实在是不明智之举。犹太人和苏格兰人都经常被人当作笑话中的“吝啬鬼”，这让犹太人对苏格兰人产生了同情心理，所以他们会觉得嘲讽苏格兰人的笑话并不好笑。很显然，参与这种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对于人们来说并非易事，有些参与者抱怨说，很多笑话他们早就听过多次了，有一个人甚至表示，他宁可遭受电击也不愿意再听什么一句话幽默了。

  如今，研究人员已在致力于克服这个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帮助扩充和优化了“优越性”理论。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笑话带给人的优越感越强烈，人们就会笑得越开心。如果一名残疾人踩到香蕉皮上滑倒了，大部分人都不会觉得好笑，但如果把残疾人换成了交警，那几乎每个人都会马上笑出声来。这个简单的道理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笑话都是拿当权人物开涮的，比如政客。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大卫·莱特曼的经典调皮话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路上塞车太严重了，我使劲儿挤过的空间竟然比克林顿对‘性’的定义还要窄”，或者法官和律师，“你把智商只有10的律师称作什么？律师。那么智商为15的律师呢？法官大人。”那些坐在权力宝座上的人通常并不明白这些笑话为什么好笑，而且还会把它们当作对其权威性的真实威胁。希特勒就特别在意幽默的可能影响，并因此设立了“第三帝国笑话法庭”，以惩罚那些使用幽默不当的人，比如说把自己的宠物狗起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的人。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类笑话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1997年，威尔士卡迪夫大学的心理学家格里高里·麦欧和他的同事们探讨了优越性笑话会如何影响人们对嘲讽对象的感知。研究项目是在加拿大进行的，所以笑话中的“笑柄”基本上都是经常被加拿大人丑化为笨蛋的纽芬兰人。在实验开始前，研究人员把参与者随机分为了两组。每一组的人都被要求录制一套笑话，研究人员宣称实验的目的是帮助确定声音的质量，看不同的声音会不会听起来很好笑或很不好笑。其中一组人看到的笑话都不以纽芬兰人为嘲讽对象（比如《宋飞正传》里面的素材），而另一组人看到的则是取笑纽芬兰人的笑话，比如下面这则经典笑话：“我的一位纽芬兰朋友听说妇女每分钟产下一个孩子时，他觉得是时候让这位妇女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