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生爱戴”。

  这封请愿书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而且还为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在他们心中，只要不实行共和制度，外蒙古便不会独立。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外**立的真正原因完全南辕北辙。

  蒙古王公拥戴清廷反对共和，自然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对共和提倡者们的恐惧。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高举的是两面旗帜：一是以民主反对大清帝国的**；二是以大汉民族主义反对腐朽的满族统治。而后者的影响更强一些。虽然也讲民主、民权，但最有煽动力的是民族的诉求。用他的话来说是：“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版），因此“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0页）正如兴中会的加盟誓词所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日本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据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既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怎么能不让与清廷休戚相关的蒙古王公胆战心惊？他们发电给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发电，指责革命派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是肺腑之言。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电报后，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指出“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这“五族共和”的说辞，“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的解释，对于蒙古王公消除疑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虽然还有诸多王公反对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清廷再也没有挽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