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解决，尤其是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和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定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治自决的精神，完全符合。”

  我不想在此分析“新华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在1949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想在此讨论外**立的原因和谁应当为此承担责任，也不想在此评价郭沫若。至于最初的发贴者或者以后的转贴者为什么把郭沫若文章的日期从1949年改为950年，把“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或者干脆不注明出处，更不是值得我考虑的问题。我在意的只是史料的本来面目。我以为，使用史料，取舍是正常的，误解是难免的，但不能对内容、发表时间和地点等原始信息加以篡改，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

  附：网络流传版郭沫若讲话

  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立？

  （人民日报1950年）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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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430

  斯大林对蒋经国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

  提要：斯大林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