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

  《孟子.离娄》载，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孟子在这段话中提及春秋时期三个国家史书的名称：鲁国的史书为《春秋》，楚国的史书为《梼杌》，晋国的史书为《乘》。对《春秋》和《乘》的命名，厉来无异义。“鲁以编年举四时为记事之名，故以因名春秋也。”“晋国所记，言之则谓之乘，以其所载以田赋乘马之事，故以因名为乘也。”

  《孟子注疏》中的这些解说，未见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唯独对楚之“梼杌”，则异见纷呈。《注疏》说：“自楚国所记而言，则谓之梼杌，以其所载以记嚣凶之恶，故以因名为梼杌也。”显然，这种解释与孟子所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相违背。奇怪的是，人们对此反而没有疑议，却对“嚣凶之恶”生发出五花八门的解说。

  “梼杌”究竟为何物，论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说是凶兽的，如东方朔在《神异经-西荒经》中所描述：“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犬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扰乱荒中，名梼杌。一名傲狠，一名难训。”

  有说是凶人的，如《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混沌、穷奇、梼杌、饕餮四凶。梼杌乃颛顼的不才子，不可教训。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天下之民为之梼杌。

  有说是凶木的，如王筠在《说文解字句读》中释曰：“梼杌，恶木也，主于记恶以为戒也。”

  有说“梼杌”就是夏鲧的，如薛安勤在《国语译注》中注云：“梼杌即鮌，也写作‘鲧’，传说是远古时代部落首领，神化后变为黄熊。”

  有说“梼杌”是形容无知之貌的，如杜预在《左传》注中即言：“嚣凶无畴匹之貌也。”贾逵亦取此说。

  还有说“梼杌”就是鳄鱼的，如唐善纯在《释“梼杌”》一文中说：“‘梼杌’正是苗语鳄鱼的意思。”“梼杌”源于苗语，即是鳄鱼，是楚人的图腾。”类似说法尚可举出数端，限于文幅，兹不赘录。

  一言以蔽之，用上述诸说诠释楚史何以名《梼杌》，都是牵强的、站不住脚的。孟子在说那段话的时候，当读过晋、楚、鲁三国的史书。否则，是不可能做出“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结论的。孟子所说的“一也”，当是指这三国历史书的形式特点、内容结构是一致的。

  鲁国的《春秋》经孔子修订后流传至今，且有传者三家，谓之“春秋三传”。其基本状况，一目了然，无须多言。晋国的《乘》，早已亡佚。但其所记为田赋乘马之事。也不难理解。据《司马法》所言：“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由此可见，田赋乘马之事。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事。与孟子“事则齐桓晋文”无悖。

  另据《左传》记载，晋在城濮战时。仅有战车三百乘。而到昭公十三年，经过约一百年的努力，竟拥有甲车四千乘。这大概就是晋人以“乘”作为史名的原因吧。

  楚国的史书所记绝不可能是“嚣凶之恶”，前文列举的那些说法，与孟子所言不相合拍，于理不通。“梼杌”二字从木。它一定还有与木有关的本义在。《说文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