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后将驻在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二十六个师，五个军，即柏文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雨平地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4月9日南京兵变事件的发生使黄兴懂得了有军无饷的严重危险，更坚定了他裁遣军队地想法。在兵变后的半个多月内，除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外，又将桂军六大队及粤军一部遣散回籍，浙军全部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军队的裁遣。准备于两月内缩编兵数三分之一，将第一军、第二军划归陆军部直辖，其余除三十九旅划归山东以外，交江苏都督统辖整顿。

  为抵制列强利用借款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退伍。他的逻辑是，借款是因为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是因为军饷负担太重，因此解甲归田就成了避免借债亡国的爱国行动了。在黄兴的感召下，许多士兵主动离开了军队，一些高级军官如第二师师长朱志先，第五师师长刘毅等相继要求撤销师部，解甲归田。

  袁世凯对这一切在眼里，喜在心里，他表面上极力挽留黄兴，实际上则在考虑如何稳妥地接收留守府。

  赫图阿拉的满人叛乱由于秦时竹严密封锁消息，半个月过去了，还没有传开，但很多消息却是封锁不住地。4月27日深夜，葛洪义刚刚到赫图阿拉准备直接办案时，在郑家屯车站侥幸逃脱的阿拉坦敖其尔回到了贡王府。

  近半个月在野外飘忽不定、风餐露宿的生活让阿拉坦敖其尔形容憔悴，头发、胡须老长且肮脏不堪，见到贡王后，他只喊了一声“王爷”，就昏了过去……

  也许是快到家的兴奋让他降低了周围环境的感知力，也许是贡王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一直难以自拔，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主意到黑暗中有几双警惕的眼睛盯着王府。

  “这小子果然回来了。快，回去报告镇守使！我在这里继续盯着。”

  在部队驻地得到确切消息的夏海强大喜过望，大叫道：“好小子，你终于回来了，爷爷怎么送你们上路！”……

  想解决蒙古问题地，不止秦时竹一家，袁世凯也很想有所作为。

  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控制了内外蒙古。等于将北疆势力一分为二，有利于中央权威地发扬；另一方面老袁作为临时大总统，也需要在国内树立威望，解决蒙古问题，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解决外蒙问题地方法不外两种，一是在中国内部通过谈判或武力的方法解决，二是通过外交途径，与外蒙的后台沙俄交涉解决。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出发。自应选择前者，这是中国的希望；可从实际情况考虑，又很难避免后者，这是沙俄的图谋。北京临时政府也曾尝试与库伦当局谈判解决“独立”问题。袁世凯上台不久，即两次致电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但使竭诚相待，无不可以商榷。何必劳人干涉，致失主权。……务望大扩慈心，熟观时局，刻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免，邦本可固。”北京政府颁布地《蒙古待遇条例》等优待法令，既为安抚内蒙王公。也是向外蒙示以姿态。

  袁世凯在出台这些发令的时候，预先征求了秦时竹的意见，秦见到电报后微微一笑，认为无济于事，自然也就不会出面反对。除此以外，北京政府还准备派人去外蒙直接商谈，其中先行出发的兰逊（lanson）牧师等已在库伦多方活动，运动蒙人中止俄蒙谈判。改与中国政府协商。但库伦当局的上层人物多是长期受惠于沙俄的亲俄集团分子。自恃有沙俄撑腰，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对北京政府的呼吁和优待置之不理。哲布尊丹巴在给袁世凯的回电中竟称：“与其专员来库，徒事跋涉，莫若介绍邻使，商榷一切之为愈也。”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