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太祖晚年定下的规矩。非奉旨特召，藩王不得入京。即便是经过皇帝同意，藩王在京城逗留的时间也不能超过十天，而且绝对杜绝各地藩王同时进京的情况。就是说藩王来京朝觐也只能一个一个的来，上一个走了之后下一个才能进京，就是为了防止藩王和藩王之间、藩王和朝臣之间互相勾结动摇了中枢的根基。

  封藩是朱元璋的手笔，可到了洪武末年，朱元璋也渐渐感到藩王权重对皇权的威胁，只是年老体衰时日无多，已经没有精力和时间来解决他本人遗留下的这个问题。之后的建文皇帝大举削藩，其实就是继承了朱元璋的本意，只不过手腕不够灵活，对大局的掌控程度不够，结果建文一朝仅仅维持了了数年就被藩王出身的朱棣所取代。

  大明朝需要中枢集权，不管是谁当了皇帝，削藩的事情都会继续下去，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手法的差异罢了。

  在削藩这个问题上，朱棣要慎重的多，虽然时时事事都在围绕这个主题布局，但是从来就没有提起过“削藩”这样的字眼。而是不停的强调中枢和地方之间的亲密关系，不断给人们灌输“亲亲之谊”。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削藩这样的国家大事转变成皇家内部的家务事。

  而楚王进京祭拜皇陵，无疑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朱棣抓住这个机会大作文章，以极高的规格和隆重的场面接待了楚王，就是要给世人一个印象：中枢和地方始终是血脉相连的兄弟！

  当然这一切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功夫，真正的核心利益早在楚王进京之前就已经商谈妥当，这自然是林三洪的功劳。要不是林三洪把楚王逼到悬崖边上，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朱棣虽然故意当着天下人的面儿大骂林三洪，说他破坏皇家亲谊之情，也把这个“挑拨天家”的“罪魁祸首”给抓了起来，但是抓起来不等于定罪。即便是真的定了罪名，只要朱棣一句话就可以再次启用。

  朱棣是个强势的君主，朝中那几个阁臣已经被朱棣架空，朱棣一手破坏了太祖洪武皇帝建立起来的内阁制度，把几个可以决定国家方针大策的阁臣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人秘书，其目的已经昭然若揭——集中皇权！

  朱元璋当年亲手废除了宰辅制度，把大明朝改组为内阁负责制，只不过太祖皇帝有开国的威望，他本人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整个内阁，所以朱元璋在位的几十年，内阁只是一个象征，并没有真正的发挥作用。朱棣虽然没有朱元璋的威望，却依靠个人的手腕再一次架空了内阁。

  总而言之，在明初的几十年里，比较完善的内阁制度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这个王朝的骨子里依然是皇帝说了算。

  朱棣甚至等不及内阁商议，直接命令阁臣执行自己的决定。于是乎，朝廷以很高的效率运转开来。一道又一道表面上可以代表整个朝廷其实就是朱棣个人意志的政令颁布下去。

  朱棣再一次提高了藩王的待遇，为彰显中枢和地方之间的亲亲之谊，在洪武朝厚待藩王的基础上，朱棣又把各地藩王的俸禄提高了五成！并且大肆册封，许多藩王的子女都有爵位名号。至于皇帝赏赐给各地藩王的铺陈、杂设等物更是不可计数……

  自从楚王进京的那一刻，藩王和中枢的权利之争就已经露出了端倪，大大占据了上风的朱棣大用怀柔手段，拉拢了几个实力不怎么样的藩王过来。如果说楚王低头是削藩大事的一个良好开始，那么辽王恳请进京祭拜皇陵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边王之一的辽王手握重兵，又盘踞在朱棣根基之侧，当年起兵靖难之时，辽王是最先明锣明鼓支持朱棣的藩王，他的选择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