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失散战士又找到夏口来，也绝不会达到以万来计的数字。

  而联盟之中，双方都是既想利用对方，又想在联盟中为自己捞利益，同时又都不得不做出些让步。刘备派出诸葛亮向孙权求援时，就事先和孙权打招呼要三分天下，“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引注《江表传》记载，刘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　刘备并不诚心与周瑜联兵抗曹，随时做好退逃的准备。

  吴军不足三万，刘备、刘琦军不足两万，临当数倍曹军。兵少主疑，两帅不和。后方主降人士与曹操联结，山越为乱。长江与曹操共之，非可守之险，曹操已得荆州水师，舟楫不弱于东吴。此四数之者，皆用兵大患，而瑜皆冒行之。

  这种众寡悬殊、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东吴绝大多数人主张迎降曹操，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吴主传》中有“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鲁肃传》中有“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可见主降的是“诸将”，是众人，绝非《三国演义》中所说的“文主降吴主战。”

  周瑜、鲁肃这样野心大的人，力主迎战，史称“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周瑜能言巧辩，战前之议，“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浩气冲宵，先从道义上感染孙权，而后历数曹操用兵之患，用事理说服孙权。但这不能改变东吴更加不利的实事。

  不仅如此，周瑜的信心也是亘古未有，刘备嫌周瑜兵少，周瑜却说“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这种信心，如《孙子》所说，“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如果人人已见可胜之理，则此战已失可胜之机。众人眼里看到的是必败，鲁肃为了孙权利益主张一拼，而周瑜却看到别人看不出的必胜。苏洵《几策》中也说：“然则宏远深切之谋，固不能合庸人之意。”周瑜主战之谋，看似以身犯险，却正是这“宏远深切之谋”。

  其实，战争做为一种破坏性活动，必以破坏性、偏离性见长。《孙子》云“兵者诡道”，违犯常规就是用是用兵的规律。周瑜在用兵风格上很象曹操，同样是敢于冒险、迅速决断并积极行动，争取最大的利益。甚至在细节作风上，两人都有相似处，比如曹操火奔袭乌巢和周瑜救夷陵，都是放弃主营而亲自领兵执行重要任务的大冒险。也都擅长攻击敌人的弱点、必败之外，“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孙子》）

  不知道江东后起之秀与自己惊人的相似，可能是曹操的一大失误。

  而孙权联军最后的施火，看似天机时为人谋。

  天侯与诈降，二者缺一不可。对黄盖的诈降，以曹操的机谋是不可能完全上当，只有趁着曹操将信将疑的时候，将觉察未觉察的时候，利用这点间隙发动突袭。周瑜的选择十分冒险。曹操发兵东下，也是很冒险的，但周瑜力主抗曹更为冒险，因为曹操有退路，而周瑜没有退路。

  周瑜采取积极大胆的攻势战略，犯兵家大忌，无可凭之险，暴师与长江上，挑战看似不可战胜的曹操。并且任之于势，因势利导，使敌军的优势完全不能发挥，出奇胜利，迅捷无常，难怪孙权说评价周瑜“胆略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