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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搪瓷杯警员也把车子开过来了。

  叶一柏率先上车，在后车座车门处对抬着担架过来的警员说，“我来接，头朝我，慢慢来。”

  警员都是人高马大的，在几人的通力合作下，担架平稳放入了车后座。

  后座车门关上，叶一柏对着驾驶座上的小警员比了个ok的手势，示意可以开车了，小警员点点头，正要点火，副驾驶座的门被拉开，裴泽弼坐了上来。

  “裴裴局，您也去啊。”搪瓷杯警员有点结巴。

  裴泽弼看向驾驶位上的小警察，同时目光好似不经意将略过后排的叶一柏，“嗯”了一声。

  两辆警车先后启动，风驰电掣般驶出警局大门。

  1933年的，上海主要街道口已经装上了红绿灯，但与后世不同，此时的红绿灯只有红绿两灯，且非自动，而是由巡捕控制，巡捕也是属于警事局下属机构，还是警事局中较低一级的存在。

  因此这些巡捕们一看到市局的车，就立刻吹动勺子示意两旁行人和车辆避让，且迅速把当下的绿灯改成了红灯。

  警车一路疾驰，车子所到之处，一路红灯，伴随着巡捕们震天的哨子声和被驱赶四散的行人车辆，呼啸而过。

  坐在车后的叶一柏看着这幅场景，也不由有些咋舌，这种权力至上的场景，也只有这个时代才看得到吧。

  十分钟后，警车停在普济医院门口。

  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急诊制度，晚上19:20分，普济医院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只有保安亭里有一个老头正点着油灯打瞌睡。

  后面那辆警车“嘟嘟嘟”开始鸣笛。

  普济医院附近都是居民区，30年代的大部分人睡得还是很早的，晚上七八点钟一般都已经躺在床上了，刺耳的鸣笛声引得不少人叫骂开来。

  然而探头看到车上下来的三五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叫骂声就戛然而止了，探出来的头的人也迅速把头伸了回去，顺便紧紧关上了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