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列，请相关官员们前来参观。由此，引起了朱永兴的兴趣。

  “拜祖宗不能动，这是我华夏的传统。”

  “是的，殿下。”保罗答应得很痛快，倒让朱永兴吃了一惊，当然，他有自己的一套说辞，“按先哲立礼之本意，祭祖乃为提倡孝道，发扬祖先遗留美德，以达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目的。这与天主十诫第四诫颇相符合，故在中国人中传扬基督福音也有助益。”

  “你的汉学造诣很深啊！”朱永兴一下子更有兴趣，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大胡子老外。嘿，这家伙还穿着儒服。

  “我是利玛窦‘合儒超儒’的追随者。”保罗拱了拱手，让朱永兴觉得很滑稽，“我来到中国已经有二十一年，对经史伦理潜心研究过。”

  初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象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

  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比如徐光启、孙元化等，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

  但随着利玛窦去世，狂热的传教士占了上风，认为利玛窦等人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发展教徒速度太慢。明末的“南京教案”便是狂热派与中国禁教派爆发矛盾的一次冲突，使教会遭到了损失和限制。

  “入乡随俗是应有之义。”朱永兴拿出了自己对天主教的意见，为了得到自己需要的，又摒弃糟粕，他还是下了些工夫的，“中国余外还有别样之理，毫无异端，或与异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齐家治国之道，亦可遵行。既为吾国之民，纵是教徒，亦当支持政府，参加政府支持的任何组织及其活动……”

  “中国的伟大是举世无双的，当然这是在没被鞑靼人占领之前，缺陷是还没有沐浴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保罗已经快五十岁了，清兵入关前便在南方传教，他见到的多是江南的繁华，而不了解北方的贫苦，当繁华被战火毁掉之后，他对清廷并没有什么好感，“而且，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这是很令人感到不解的。殿下所说的这些要求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在措辞上似乎要做修改，以免教廷产生误解……”

  朱永兴在交谈中越来越显亲切，没错，保罗的思维方式和学识更接近于现代人，而不是惯常所听到的之乎者也。甚至保罗还谈到了柏拉图的《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曾经在明末时出现过端倪。

  公元前？唯心主义？朱永兴并不认为保罗的感知是对的，也不认为柏拉图的《共和国》是正确的，但借鉴意义应该还是存在的，他觉得应该抽空读读这本书。

  保罗也感到极为惊讶，眼前尊贵的殿下知识面相当广，视野也相当开阔，绝不象他所接触过的那些中国人。或许，这将是自己辉煌的起点，将跟随这个未来的、掌握巨大权力的亲王的崛起而踏上光明的大路。

  即便不能达成最理想的目的，朱永兴也决定做出适当让步，比如说划出一块地盘来准许其传教，也要留下这个家伙，以及和他差不多的人才。奠定科学的基础，并不是想到便能做到的，没有老师、仪器、理论知识，靠着孩子们自学，显然有些异想天开了。

  即便做些改动，顶着被狂热派指责，也要得到殿下允准，使传教得到有力的保障，保罗暗中也打定了主意。这也是天主教的一贯套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