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人也是很有用意的，有些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做，不同的事情就需要不同的手段来。

  关于当年中央财政的窘迫，唐昱的记忆里边有这样一组书记，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中央财政非常困难，唐昱好像记得，当时的财政部部长似乎某个刘姓人士向分管银行的朱延山副总理借钱，朱延山当时没有答应，而是开始酝酿分税制改革的事情。

  其实在那种情况下，中央的财政已经难以维持下去。

  好像是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标发出警示，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唐昱不太记得前世的具体数字，不过他这一世通过沈睿鸿也收集了一些资料，唐昱把那些资料拿出来分别给唐天鸿和苏慕儒看，资料上边，中央的财政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唐昱的脑中还有一份当时的数据，那时候整个财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2%，按可比口径也仅仅持平；工商税收14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12%，去掉出口退税10%，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4%。而1993年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1%，上半年达到14%，比1992年gdp增长12.8%高出不少。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比例失衡，全国生产增长速度很高，而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

  税收增幅小，开支却大幅增长。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多方出现：粮食收购财政亏损性补贴资金不到位；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很多重点建设卡着脖子，如铁路、港口、民航等。按照往年的进度，重点建设资金上半年至少要拨付全年的40%，而1993上半年为19.5%，差了将近一半；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出口企业缺乏流动资金。

  与此同时，需要由中央财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少。在朱延山副总理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能到银行透支之后，所以那一年，刘仲藜三次找朱延山副总理，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自然没借来。当时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

  财政紧张到这种状况，引起朱延山副总理的高度重视。

  那时候的他已经意识到，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关于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早就进行过讨论，只不过一直没有一个可行性的措施制定出来，也没有人去挑这个担子。

  在唐昱的记忆之中，前世的时候，是在1993年7月的时候，朱延山副总理来到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说过这样一番话：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中央支出却占50%多，收支明显有差额，中央只好大量发债，不然维持不下去。去年，内外债务，向银行借款900多亿元，今年预计1000多亿元，中央背着大量的债务，而且越背越重，中央财政困难，而且是加剧的趋势。一般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60%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40%，地方占60%。但是我们正好相反，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这种状况是与市场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必须调整过来。

  不过这一世的情况显然有所改变，因为骗税案的发生，促使朱延山副总理关于税制改革大变动的提前发动，七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具体的流程，开始了与地方上边的谈判，开始了草案的修改。

  中央的财政为何穷迫到了这个地步？这一世很多人都在分析这些东西，这份税制改革的政策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不过很显然，前世之时唐昱在社科院里边接触到的东西被完备，到了2000年后，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