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受到地域限制，但是作为最高权利机关，任何政治宣言都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产生影响。

  如此一来，只要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发表了“游击队宣言”，就等于最高统帅部承认了游击队的合法权益，到时候其他战区的游击队就将效仿。即便战火还没有烧遍全国，可是敌战区已经占到了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除掉新疆、西藏、内蒙、青海等偏远地区，敌战区差不多占到了大陆地区的二分之一。从人口上看，敌占区内的人口超过五亿，也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任何针对游击队的宣言，都将对百分之四十的中国人产生影响。

  实际影响肯定不止这么简单。

  即便对于中国当局实控区的民众来说，针对游击队的宣言也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别的不说，游击队代表就明确提到，必须承认武装力量归公民所有，而不是归统治集团所有，而且政府只是代表公民实施行政统治，因此得由公民选举产生，并且受到同样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监督与约束。更重要的是，政府只有行政权，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超越法律的行政特权。也就是说，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政府也得像所有公民一样，尊重国家的一切法律。

  事实上，这正是限制了统治集团的特权。

  对后方民众来说，肯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对最高统帅部来讲，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结果。

  问题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谁也不能忽视游击队的要求，特别是在北方战区，就算罗耀武并不完全赞同游击队的提议，毕竟罗耀武并不是一个有着崇高政治觉悟的政治家，而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军人。在他看来，所谓的民主制度，在抗战时期都没有多大帮助。为了凝聚国家的抗战力量，集权、甚至是独裁都有必要。只不过，罗耀武也不得不承认，游击队的要求必须得到尊重。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军人都没有政治觉悟。

  在这个时候，陈必时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可以说，在连刘诚志都认为不应该向游击队做出太大让步的时候，如果没有陈必时的坚持与支持，恐怕这次谈判又将破裂。

  经过两次磋商之后，陈必时最终说服了刘诚志与罗耀武，向游击队做出让步。

  只不过，陈必时也有自己的一套，没有完全采纳游击队代表提出的方法。

  按照他的提议，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可以与游击队发表联合宣言，但是任何具有政治意义的宣言，都不能仅仅针对游击队，而要整队全体军民，即同等对待。如此一来，宣言就不能仅仅保证游击队的权益，而要保证全体军民的权益，也就是包括正规军、游击队、民兵与平民在内的所有中国公民的权益。

  为此，陈必时提出的理由也很充分，即游击队本来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人员组成的，既有军人与民兵、又有农民与城市居民，而且游击队员家属的身份也非常复杂，如果仅仅只针对游击队本身的权益，必然损害其他公民的权益，使得与之相关的任何宣言都在法理上站不住脚，也就不会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结果可想而知，站到人民对立面上的游击队，肯定无法生存下去。

  必须承认，陈必时确实很有口才，而且在辩论的时候很有说服力。

  事实上，正是因为陈必时的努力，游击队代表才做出让步，最终同意以联合宣言的方式来确立游击队存在的价值，以及全国抗战的根本目标。

  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