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这个位面里，放在眼前，也早已没那么糟糕了。

  战争结束之后严苛的道德要求得到纾解，“名誉”这种东西看起来显然没有“生存”来得重要。寡妇再醮比比皆是，像埃米·斯莱特里这样未婚先孕的，只要有钱，照样能抬起头过日子。

  “她的哥哥要是能活到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后悔和我决斗。”

  白瑞德抬起头，望着他们头顶一株遮天蔽日的大棕榈树。

  “世道变化得很快，只要我晚生十几年，我就大可以不必被这个体制驱逐了。”

  罗兰低下头，细细地在心里咀嚼这话。

  白瑞德是明白的，他的仇恨从来不是对哪个具体的人，他知道是那个行将就木的体制把他的前途一起葬送了。

  可如果他当时没有反抗，没有拒绝娶那个和他一起乘马车出门的姑娘，他就可能葬送自己的一生，让自己一辈子活成循规蹈矩的模样，活成弗兰克·肯尼迪，活成卫希礼的模样……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我晚生了十几年，我也就不会有机会冷眼旁观，看清这个驱逐我的体制究竟有多么可笑。”

  是的，罗兰心想：如果瑞德真的晚生十几年，他可能会在十几岁懵懂无知的年纪里，和那些最后一批上战场的义勇兵一样，对战争的目的与意义没有任何概念，只晓得跟随他人，盲目地走上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