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一 老兵、将军、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乱云飞渡仍从容
�衫多处是洞,仍舍不得丢。子女和工作人员商量请人给他做套新衣服,却被他拒绝了。他说:“穿衣不在于新旧,而在于整洁。衣服破了补补还可以穿。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能丢。人要知足,不要忘本啊!”
他逝世后,组织上和他的子女们为他最后的穿衣着了难,竟找不出一套合适的衣服,只好找出两套过去他穿过的衣服,照其尺寸和式样做了一套军服。这对常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他就是这样俭朴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总参所属测绘学院院长高俊少将的女儿要结婚了。在商量筹备婚事时,高俊却和蔼地对女儿说:“就你们的收入,短期内买不起小汽车,平时也养不起小汽车,仅结婚时坐那么一次,没多大意思。我看还是骑自行车好。”做女儿的最理解父亲。结婚那天,女儿高高兴兴地骑自行车进了婆家的门。有人对高俊说:“孩子结婚一辈子就这一回,坐一次车也不过分嘛!”他却笑着说:“人生一辈子一回的事多着,一次不过分,多了就过分了。我不能开这个先例。”
总参某研究院,不仅政委高文江居住斗室,另五名院领导也没有住上标准房。近两年,院里新盖了近百套住房,每次分房都是向科研人员倾斜。科技干部优先分房,而院领导却以普通干部的身份统一评分,不搞任何特殊。他们虽然身居斗室,科研工作却取得显著成绩。仅近几年就完成科研项目200多项,其中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160项。
高文江深有体会地说:“一个单位党风如何,关键是看党委‘一班人’能否身体力行。”
蔡康生少将在总参装甲兵部副部长岗位上工作,分管装备研制和生产,经常深入部队和兵部所属企业调查研究,悉心指导。每到一地,他都“约法三章”:不准超标准招待,不准以任何形式赠送礼品,不准安排游山玩水。一次,他到一家住地比较偏僻的军工厂检查工作,工厂的同志觉得首长一路颠簸,来一次不容易,想招待他一下,吃饭时,蔡康生看到没按规定办,坚持不入席,直到把高档菜、饮料撤走后,才露出笑容。他对陪同就餐的厂领导说:“别怪我让你们下不来台,还是老老实实地按规定办事,咱们心里都踏实。”
这需要巨大的勇气,这需要坚强的毅力,如同当年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英勇堵枪眼。对此,著名作家、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谭谈的切身经历和深刻感受,更能映衬出陈再道、高俊、高文江、蔡康生们所作所为的不易和可贵。
1985年冬,谭谈到冷水江市深入生活,兼任那里的市委副书记。到任不久,他下乡去调查研究。第一个点是金竹山乡。谈完情况以后,已是中饭时节。乡里的几位领导陪他到食堂用餐。桌上摆着鸡肉等四五样菜。他原想是和乡里的干部们一样,在食堂用一份普通的饭菜,没想到竟搞得这样的“特殊”,心里很不好过。饭后,他坚持要付款。乡里的同志硬是不肯,司机也劝他,说其他领导下来也是没有付款的。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乡里只好按当时的有关规定,收了他和司机各三角六分钱。
星移斗转,日月轮回,不知从何时起。他这三角六分钱硬是交不出去了。且用餐的规格越来越高。每当告辞离开那里的时候,心里极不好受。车子开出好远,心里还堵得慌。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又是一些时日过去,他这种做了亏心事的心情渐渐地淡去。离开的时候,还是照例地说一句要付款,别人不收,也就罢了。用完餐,嘴巴一抹,钻进小车就走心安理得。似乎人家理所当然地要招待他似的。
近些年来,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不久前,他到八九个地市跑了跑,每到一地,都是好几百元一桌的酒席。晚上,还要他们去舞厅“潇洒地走一回”。他不从,但他又不敢态度太坚�
他逝世后,组织上和他的子女们为他最后的穿衣着了难,竟找不出一套合适的衣服,只好找出两套过去他穿过的衣服,照其尺寸和式样做了一套军服。这对常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他就是这样俭朴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总参所属测绘学院院长高俊少将的女儿要结婚了。在商量筹备婚事时,高俊却和蔼地对女儿说:“就你们的收入,短期内买不起小汽车,平时也养不起小汽车,仅结婚时坐那么一次,没多大意思。我看还是骑自行车好。”做女儿的最理解父亲。结婚那天,女儿高高兴兴地骑自行车进了婆家的门。有人对高俊说:“孩子结婚一辈子就这一回,坐一次车也不过分嘛!”他却笑着说:“人生一辈子一回的事多着,一次不过分,多了就过分了。我不能开这个先例。”
总参某研究院,不仅政委高文江居住斗室,另五名院领导也没有住上标准房。近两年,院里新盖了近百套住房,每次分房都是向科研人员倾斜。科技干部优先分房,而院领导却以普通干部的身份统一评分,不搞任何特殊。他们虽然身居斗室,科研工作却取得显著成绩。仅近几年就完成科研项目200多项,其中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160项。
高文江深有体会地说:“一个单位党风如何,关键是看党委‘一班人’能否身体力行。”
蔡康生少将在总参装甲兵部副部长岗位上工作,分管装备研制和生产,经常深入部队和兵部所属企业调查研究,悉心指导。每到一地,他都“约法三章”:不准超标准招待,不准以任何形式赠送礼品,不准安排游山玩水。一次,他到一家住地比较偏僻的军工厂检查工作,工厂的同志觉得首长一路颠簸,来一次不容易,想招待他一下,吃饭时,蔡康生看到没按规定办,坚持不入席,直到把高档菜、饮料撤走后,才露出笑容。他对陪同就餐的厂领导说:“别怪我让你们下不来台,还是老老实实地按规定办事,咱们心里都踏实。”
这需要巨大的勇气,这需要坚强的毅力,如同当年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英勇堵枪眼。对此,著名作家、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谭谈的切身经历和深刻感受,更能映衬出陈再道、高俊、高文江、蔡康生们所作所为的不易和可贵。
1985年冬,谭谈到冷水江市深入生活,兼任那里的市委副书记。到任不久,他下乡去调查研究。第一个点是金竹山乡。谈完情况以后,已是中饭时节。乡里的几位领导陪他到食堂用餐。桌上摆着鸡肉等四五样菜。他原想是和乡里的干部们一样,在食堂用一份普通的饭菜,没想到竟搞得这样的“特殊”,心里很不好过。饭后,他坚持要付款。乡里的同志硬是不肯,司机也劝他,说其他领导下来也是没有付款的。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乡里只好按当时的有关规定,收了他和司机各三角六分钱。
星移斗转,日月轮回,不知从何时起。他这三角六分钱硬是交不出去了。且用餐的规格越来越高。每当告辞离开那里的时候,心里极不好受。车子开出好远,心里还堵得慌。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又是一些时日过去,他这种做了亏心事的心情渐渐地淡去。离开的时候,还是照例地说一句要付款,别人不收,也就罢了。用完餐,嘴巴一抹,钻进小车就走心安理得。似乎人家理所当然地要招待他似的。
近些年来,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不久前,他到八九个地市跑了跑,每到一地,都是好几百元一桌的酒席。晚上,还要他们去舞厅“潇洒地走一回”。他不从,但他又不敢态度太坚�